第11章 乔迁之喜
当开学的钟声将要敲响的时候,谭震家的新房终于建好了!
农历七月十六,公历八月三十日,诸事皆宜,新居落成,大吉大利!
一大早,谭震家的新房前就开始响起鞭炮声,村里的亲戚和街坊四邻都来贺喜了。
老三叔开始为接待而忙碌,刘英也背着还在呀呀学语的弟弟在厨房帮忙,不但是她,还有几个伯母和婶婶都过来帮忙了。
她们都在厨房里面忙碌着,洗菜,切菜,淘米,忙的是不亦乐乎。
新房外面的草地上,几位叔伯长辈在准备着中午的午餐,正中的地方,用泥砖临时搭建了几个灶台,上面放着几个大铁锅,那是从村委会借来的。
说起来,这还是村里“大锅饭时期”的产物,给农村红白喜事帮厨用正好,也算是物尽其用。
大铁锅上面开始冒着热气的时候,谭震也被迫“忙碌”了起来。
因为他的早慧,当其他同龄的孩子在晒谷场上疯跑玩耍的时候,他被父亲指派跟着四叔去帮忙借桌椅板凳,任务虽然很简单,却很考究人的耐心。
这年头都是这样,无论是哪家办红白喜事,都要借桌椅碗筷,谭震的工作就是拿粉笔给借来的桌椅凳子的背面写上主家的名字,免得归还时给错了地方。
这个任务看起来很简单,却一点也不能马虎,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农村普遍文化水平不高,名字都是很接地气。
什么“富贵”、“长生”“盼男”、“招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点土”,而且还有不少重叠的,稍有不注意,就很容易搞错。
农村人置办一点家具很不容易,本来人家借你东西就是情分,要是把人家好好的桌椅给弄错了,平白的给人家心里增添了不痛快不说,还让人觉得这家人办事太糊涂,以后再想去借就难了。
所以谭震都是非常的谨慎,拿着一个白色的粉笔跟在四叔的后面,认真的写着每一个名字。
谭震写的很认真,粉笔字也写的很工整,一眼就能认出来,这一点让粉笔字写的歪歪扭扭的四叔也暗自汗颜,索性写字的事情都交给了自家侄子。
因为谭震年纪小,没力气,搬运桌椅的事情四叔一个人忙不过来,四叔又叫了上中学的几个堂哥给他帮忙。
有了堂哥的协助,工作顺利了很多,到十点多钟的时候,晒谷场的水泥地里已经摆满了桌椅凳子,就等客人入席了。
其实从早上九点开始,就有亲戚开始到了,鞭炮声总是连绵不断。
要知道谭家可是大家族,除去父亲他们四兄弟,还有七个姐妹,再加上母亲的娘家亲戚,还有舅外公舅外婆家的表叔表嫂,爷爷辈的亲戚,同门同宗的兄弟叔伯,光吃饭就得安排几轮。
说实话,这年头亲戚多真不是什么好事,人情开支太大,绝对是个大负担。
今天这个亲戚结婚要摆酒,明天那个亲戚生孩子又要摆酒,你不去可以,礼可不能少,哪怕是简单的随礼,这种人情开支多了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农民兄弟脸朝黄土背朝天,干农活本来就没什么收入,每次有红白喜事,都得求爷爷告奶奶去外面借钱撑场面。
有人会说,没钱就不去嘛!咱惹不起还躲不起呀!
不去?呵呵…开什么玩笑?你以后还要不要走亲戚了?
这都是人之常情,你不去都不行,整个全中国都这样,难道就你一个人例外吗?
就说这次办酒席,老三叔就开玩笑的说:“咱家随了那么多份子钱,今天总算见到回头钱了!”
说归说,为了办这场酒席,老三叔可算是下了血本。
八毛一斤的猪肉,光猪肉他就买了两百多斤,还不包括米油盐酱醋,香烟和糖果也了不少钱,还有那些杂七杂八的香料辅料,看起来不多,却着实花费不少。
红烧肉、粉丝猪杂、香芋扣肉、小炒肉,每一桌宴席上都是实打实的硬菜,保守估计这场酒席支出在400元以上,还不包括自己贴补的那些蔬菜和大米。
400多块在那个年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相比收到的那点微薄的礼金,老三叔真的是下了血本了。
这也是为什么那个年代的人碰上要办红白喜事都是一脸凝重,往往一场宴席下来,家里就平白的多了一笔沉甸甸的外债。
它就像一块巨石,压在你的心头,透不过气来。
那个时候的摆酒还没有后世的奢侈和浪费,相对比较务实,办酒席用的菜都是自家菜园子里面摘的。
可是即便如此,有很多东西也是农村所没有的,需要用钱去购买,老三叔是个爱面子的人,宁愿借债也不愿丢了面子。
谭震记得上一世就是因为建房还有办酒席欠下不少外债,一直到谭震读中学都还没有还清。
刘英很早以前就在为这一天做准备了,她就像一只过冬的老鼠一样,在家里的木箱里面储存了不少好东西。
有去年就存起来没有吃完的糖果,有放了很久的粉条,还有托人从外地买回来的香菇干、木耳干、黄花菜。
刘英从木箱里面拿出来的时候,谭震甚至看见里面有不少虫蛀的痕迹,显然放的时间已是有些久远,看的谭震也是心酸不已。
为了囤积这些物资,想必母亲也是花了不少心思,农村人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不管办什么事情,靠的就是一个字“攒”,很多东西都是靠着“攒”出来的。
不管是建房这种大事,还是举办宴席,都是很早就计划开来了,没办法,穷家富路嘛,就连这场酒席,母亲也是很早以前就在计划,今天才得以实施。
虽然日子过得艰辛,不过今天刘英还是很高兴的,疲倦的脸庞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毕竟自己的辛勤劳作还是有了结果,总算有了一个安身之地,再也不用享受那种“冬天寒冷夏天闷热的棚屋”生活了。
说实在的,如果不是家里有了“额外的收益”,老谭家估计建好新房,就得债台高柱,就像上辈子一样,每年年关都在为还债操心。
回想起曾经的过往,谭震就倍感心酸,以前每年大年三十,当谭震和弟弟兴高采烈准备过年的时候,父母总是一脸的沮丧。
那个时候的他们显然是无法理解父母心情的,在他们看来,春节是快乐的,有新衣服穿,有好东西吃,现在回想起来,春节对父母来说就是一种煎熬。
往往是债主一上门,父母又是一阵卑躬屈膝,一番哀求,都是乡里乡亲,知根知底,债主往往都是在一声叹息中怏怏而归。
是赖皮吗?不是!是当时传统的农村经济束缚了农民的发展,导致每年过年都是新账加旧账。
说实话,那个时候的农村家庭就很少有不欠账的,尤其是那些老实巴结的农村家庭,债务就像一块石头,压在心里,让人格外难受!
谭震家的亲戚挺多的,不过生活大都不富裕,大都是农村朴实的农村人家,谭震看了一下贺礼,大都是脸盆,暖水壶,铁桶之类。
其中送暖水壶的人最多,好家伙,居然有十几个,这下可使劲造了!
当然也有随现金的,基本是2元一位,要论价值的话,今天这顿铁定亏本。
就好比你花巨资请亲戚朋友搓一顿,然后换回来一些生活用品,其中还有不少是重复的。
当然账不能这么算,农民兄弟的人情开支都是这样,不像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办酒席,那就没有不赚钱的。
农民兄弟办酒席是含着泪,咬着牙办的,打碎了牙齿也只能往肚里咽。
吃完午饭,有些比较远的亲戚就开始告辞回家了,谭震家比较远的就是嫁到粤省的六姑妈,走路回来单程都要三个多小时,来回六个多小时。
说实在的,对她来说,回趟娘家真的不容易,也非常的辛苦。
母亲拿着报纸包了一些糖果,又拿薄膜袋装了一些没有吃完的猪肉装到姑妈的袋子里,姑妈不肯要,又要拿出来,说是帮不了娘家就算了,还要拿东西回去,来回的推辞,往往母亲塞进去,姑妈又拿出来。
最终的结果还是母亲占了上风,于是母亲和姑妈“在客气的争执中”含泪而别。
那个时候,每次红白喜事过后,你都能见到这样的场景,小时候自己总是觉得这些大人就是矫情,推来推去实在有些别扭。
现在想起来,这或许就是农村人最朴实的地方,它像一面镜子,照着我们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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