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7章 华夏最后的文坛脊梁

宣统元年（1909年）8月，鲁迅归国，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和化学教员兼任日本教员铃木珪寿的植物学翻译。

  宣统二年（1910年）8月，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

  1911年，写个人的第一篇小说文言小说《怀旧》。

  民国元年（1912年），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八月被大总统任命为北京政府教育部佥事。

  从本年起至1917年，他大量抄古碑，辑录金石碑帖，校对古籍，其中也对佛教思想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民国六年（1917年）7月7日，因张勋复辟乱作，愤而离职，14日，乱平即返部。

  民国七年（1918年）1月，参加《新青年》改组，任编委。

  5月，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

  民国九年（1920年），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中国小说史，6月，读《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盛赞译者，9月，发表小说《风波》。

  民国十二年（1923年）8月，小说集《呐喊》出版；与弟弟周作人分居，迁至西四塔胡同61号居住，分居原因不明。

  12月，作《娜拉走后怎样》演讲，兼任女师大，世界语学校教师；《中国小说史略》上册出版。

  民国十三年（1924年）7月，赴西安讲《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

  8月返京。11月，《语丝》周刊出版，鲁迅在首期发表《论雷峰塔的倒掉》，自此鲁迅成为《语丝》作家群的主将之一。

  民国十四年（1925年），“女师大风潮”进一步升级，鲁迅因支持进步学生正义斗争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除佥事职务，同年，鲁迅向平政院状告章士钊。

  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三·一八惨案”发生。

  4月，鲁迅作《死地》《记念刘和珍君》等抨击段祺瑞政府屠杀学生的罪行，遭追捕，避难于山本医院。

  避难期间笔耕不辍，8月，《彷徨》出版，赴厦门大学任国文系教授，12月辞职。

  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赴中山大学任教。

  4月12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29日，营救进步学生无果愤然辞职。

  8月，发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9月，致信台静农，拒绝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离开广州赴上海，并与许广平在上海开始同居生活。

  12月，与梁实秋等人就“第三种人  ”、“自由人”发生论争，双方争论持久，影响巨大。

  民国十七年（1928年）春，参加中国革命互济会。

  本年，与创造社、太阳社大部分成员就“革命文学”问题展开论争。

  是年开始大量搜集马克思主义着作，并为之翻译。

  同时开始提倡革命美术，倡导现代木刻运动。

  民国十八年（1929年）9月27日，许广平生子，鲁迅为其取名“周海婴”。

  年底，与冯雪峰多次磋商组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民国十九年（1930年）2月，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为发起人之一。

  民国二十年（1931年）1月20日，柔石被逮，鲁迅离寓避难，28日回旧寓。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9日，遇战事，在火线中。次日避居内山书店。

  二月六日，由内山书店友护送至英租界内山支店暂避，与艾青等人发起“春地美术研究所”。

  2月17日，蔡元培函邀赴宋庆龄宅，欢迎萧伯纳，作《为了忘却的纪念》怀念柔石。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月，与郑振铎合编的《北平笺谱》出版。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月，肩及肋骨皆出现剧痛，最后的创新之作《故事新编》出版。

  2月，开始续译《死魂灵》第二部。

  5月15日再发病，医生诊断胃疾，自后发热未愈，5月31日，史沫特莱女士引美国邓医生来诊断，情况不乐观。

  6月，身体略有好转，鲁迅及身边的人都认为“鲁迅先生好了”。

  6月9日写《答托洛斯基派的信》，8月5日写《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10月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10月17日旧病复发，18日黎明前疾病发作，气喘不止，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逝世。

  在鲁迅的个人生活中，有两件事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一个是他的婚姻生活，另一个就是与弟弟周作人的失和。

  鲁迅和周作人一直不愿意向别人谈及此事从而也使得这件事越发的扑朔迷离，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不可理解的事件。

  多年来，研究界对此形成了“经济说”、“失敬说”、“家庭纠纷说”等三种观点。

  第一种说法“经济说”认为是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花钱过于大手大脚，致使家中往往入不敷出，最后使得兄弟产生罅隙。

  第二种说法，认为是鲁迅与信子有私情，导致周氏兄弟不和。

  第三种说法，则认为是周家众人对信子的不满，导致兄弟关系的紧张。

  就否定“兄弟失和”是由于两人思想上的分歧来说，这三个观点是一致的。

  但是除此之外，学界的研究基本上没有多大进展，三种观点也无法真正说服读者。

  鲁迅的一生，曾经与两位女性有过婚姻或爱情关系，一是当他26岁的时候，从日本回到绍兴在母亲鲁瑞的主持下与山阴朱安女士结婚。

  鲁迅自与朱安结婚之后，直至病逝为止，并未与她解除这种婚姻关系（鲁迅深知一旦休妻，朱安就会遭遇死亡或者非人的遭遇，于是未离婚）。

  鲁迅在外的日子，朱安一直照顾着鲁迅母亲的生活，从未有怨言。

  二是当他47岁的时候，从广州抵达上海，即与长期追随自己的番禺许广平同居。

  鲁迅病逝后，朱安女士到亡故的十余年间，和许广平同志一样，也一直作为鲁迅遗属同社会保持着正常的联系。

  鲁迅被誉为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的民族英雄。

  鲁迅是中华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鲁迅的小说选材独特，在题材的选择上，鲁迅对古典文学中只选取“勇将策士，侠盗赃害，妖怪神仙，才子佳人，无赖奴才之流”的模式做出了改革。

  以“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式的创作目的，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

  鲁迅在处理这些题材时又具有极其独特的眼光。

  在观察和表现自己的主人公时，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即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精神“病苦”。

  因此，在《故乡》中，最震动人心的不是闰土后来的贫苦，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麻木。

  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开掘，又着眼于他们的精神创伤和危机，如《在酒楼上》老辣的眼光看到了辛亥革命中独战多数的英雄摆脱不了孤独的命运，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又回到原点，在颓唐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

  鲁迅的这些改革在《呐喊》和《彷徨》中就演化为“看/与被看”与“归乡”两大小说情节、结构模式。

  小说《示众》中所有人的动作只有“看”，关系也只有“看”与“被看”，由此形成了“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在《狂人日记》《孔乙己》《祝福》等小说中都有展现。

  而在“归乡”模式中鲁迅不仅讲述他人的故事也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一个复调，如在《祝福》中，讲“我”、“祥林嫂”与“鲁镇”的三重关系，这个关系中既包含“我”与“鲁镇”的故事，又包含祥林嫂与鲁镇的故事。

  然而读者往往忽视前者，前者讲一个“永远漂泊者”的故事，后者讲一个封建社会吃人的故事。

  两个故事相串联，以祥林嫂的问题拷问“我”的灵魂，从而揭示“我”与鲁镇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类似这种模式的小说还有《故乡》《孤独者》和《在酒楼上》。

  除此之外，一方面，鲁迅一直在探索主体渗入小说的形式。

  《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小说的叙述者“我”与小说人物是“自我”的两个不同侧面或内心矛盾的两个侧面的外化，于是全篇便具有了自我灵魂的对话与相互驳难的性质。

  另一方面，鲁迅也在追求表达的含蓄、节制、以及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

  他曾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求能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肯什么陪衬也没有。”

  对此他在介绍写小说经验时也说“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

  鲁迅研究了农民喜欢的旧戏和年画的艺术特点，并运用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使他的小说显示了浓重的民族特色。

  30年代的鲁迅的创作精力主要放在杂文上，然而他并未忘记小说的创作，并贡献了他最后的创新之作《故事新编》。

  这部小说集依旧展现了鲁迅不羁的想象力与强大的创造力：对在《呐喊》和《彷徨》中创建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规范进行新的冲击，寻找新的突破。

  在《故事新编》中，鲁迅有意识的打破了时空界限，采取“古今杂糅”的手法：小说中除主要人物大都有历史记载外，还创造了一些次要的戏剧性的穿插人物，在他们的言行中加入大量的现代语言，情节和细节。

  用现代语言自由发挥，以“油滑”的姿态对现实进行嘲讽和揭露。

  同时在许多篇什中都存在着“庄严”和“荒诞”两种色彩与语调旋律，相互补充，渗透于消解。

  例如《补天》中，女娲造人时的宏大与瑰丽令人向往，而结尾，后人打着“造人、补天”的旗帜在死尸的肚皮上安营扎寨又显得极其荒诞，这种荒诞将前文的伟大感消失殆尽，并转化为一种历史的悲凉。

  鲁迅是20世纪的文化巨人，他在小说、散文、杂文、木刻、现代诗、旧体诗、名着翻译、古籍校勘和现代学术等多个领域都有巨大贡献。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者，鲁迅创作的为数不多的小说建立了中国小说的新形式。

  他所创作散文更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他的所开创的杂文文体富有现代性、自由性、批判性和战斗性，是后世作家最常使用的“批判武器”。

  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家都在鲁迅开创的基础上，发展了不同的方面的文学风格体式。

  作为翻译家他大量的翻译了外国的文学作品、科学自然作品为开启民智，引入先进的科学文化思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而作为美术爱好者鲁迅大量引进了西方木刻、版画作品，并在理论和精神等多方面支持青年人学习木刻、版画艺术，极大的推进了现代木刻、版画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现代中国的美术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

  鲁迅堪称现代中国的民族魂，他的精神深刻影响着他的读者、研究者，以至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作家、现代知识分子。

  鲁迅同时又是20世纪世界文化巨人之一。他创造了“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并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的“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文学。

  他与同时期的世界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一样，在关注本民族的同时，也在关注着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并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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