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03章 寿宴上的争论(下)

第1603章  寿宴上的争论(下)

        两位尚书吃了瘪，两位相公只好亲自出马，但亲自出马也不是亮个身份就能镇住高务实的，总得拿出点说辞来才行。然而问题就出在这里，两位尚书吃瘪固然是真，但其实已经将平时常用的说辞都用了一遍，什么害民论、无用论，刚才实际上都已经讲过了。

        在这种情况下，两位相公又有什么杀手锏呢？

        刚刚递补为文渊阁大学士的王锡爵王阁老端坐席间，但上半身却转了过来，朝尚书席面上的高务实笑道：“锡爵久闻大司徒能言善辩，咳唾成珠，不意今日有幸得见，果有诸葛武侯之遗范。

        不过大司徒一定知晓，老子曾在《道德经》中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孔子亦在《论语·里仁》中言：‘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又在《论语·学而》中道：‘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

        高务实淡淡一笑，朝王锡爵微微拱手，道：“荆石公教训的是。只不过，方才所论之事关乎朝廷大政，务实虽德薄才浅，亦不敢以个人之俗名凌驾于天下之政略。

        我实学一宗，素来讲究所为之事必当有利于天下，切忌蚁羶鼠腐，狐媚猿攀，是以但凡论政，务实历来不敢讳言。再有，正所谓灯不拨不亮，理不辨不明。若是辩理无用，我等读书十载，写就时文千篇，所为何来？”

        王锡爵心中一凛，暗道：高求真果然善辩！我以君子之方欺他，他根本不肯上当，所言之意无非是说，他因为忠于朝廷、忠于天下之大政，即便舍了这君子之道也在所不惜。

        高务实这个回答确实有点说道，因为对于一般的读书人而言，首要的关注点并非自己算不算“能臣”，而是自己算不算“君子”。在此时天下大多数文人的心目中，一个人首先应该是君子，其次才好去争取做个能臣。

        王锡爵他们所属的心学派就是这种思路，甚至传统的理学一派，也即通常而言的中立派，其实大多数人也持此态度，惟独实学派里头有些人对此抱有异议——譬如高务实现在就明确表达了这种思想。

        当然，高务实的表达其实并非“我哪怕不算君子，但我至少可以做个能臣”。他表达的意思是“如果要我做个选择，那么为了成为能臣，我宁可不做君子。”

        这两种意思看起来差不多，但实际上有个先后顺序在里头，有个因果、取舍在里头，意义其实就大不一样了。

        王锡爵呵呵一笑，道：“大司徒年未而立，学问既精，思虑又疾，以此学问思虑，论辩自然无人可及。不过，治大国如烹小鲜，为政者素来最忌操切。

        天下间有许多事原本或许都是好事，许多政策原本或许都是善政，然则一旦操之过急，一应大政累积在一块儿施为，就可能适得其反。

        一如此前朝廷急于积攒钱粮，为攻略察哈尔而准备，结果闹出西北之乱。去年大司徒收天下财权于户部一衙，新设两署十三司，此大政也。此大政行之是否有效，是否另有意料之外的变数，这都需要时间长期观察，不能仅以去年收支之数超越以往，便言之凿凿，认为必是善政无疑……”

        “施政是否有益，益中是否有弊，的确需要时间来证明。在这一点上，务实完全同意荆石公之论。”高务实点了点头，道：“不过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去年户部收揽天下财权之举，即是为西北之乱‘反求诸己而已矣’。见兔顾犬，亡羊补牢，虽前祸已然，亦可为后患之补也。

        至于荆石公所言之中论及今施政操切，务实虽当自省，不过这些‘大政’原本便是环环相扣，互为依存之政。前政即出，后政自当随行，否则瞻前顾后，恐怕反而错过时机，将来再欲行之，条件已然不再，岂不悔之晚矣？”

        无论阁老席还是尚书席，见王锡爵与高务实这两位大学霸开始引经据典地对战，都不禁有些暗暗兴奋。说起来，大家都是学霸，这两席之上，当年考试成绩最差的周咏也是三甲同进士出身。

        按照科举三年一度，一次约莫取三百人来说，同进士那也是平均每年只在全国挑一百号的人才，那学问能差得了？至于其他诸位就更不必说，基本都是二甲出身，甚至申时行申元辅干脆就是状元公。

        习武之人有机会和势均力敌的对手对战，几乎各个都是兴奋不已，摩拳擦掌想要好好较量一番，读书人难道便不是了？无非一个动手，一个动口罢了，而身为内行，能够观摩高层次的对战，原本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何况一般而言到了阁老、部堂这个层次，除非是在御前，否则很少会亲自下场“交手”了，自然更加不容错过。

        不过，观战者固然开心，参战者却未必，比如王锡爵此时就有点烦高务实的应对手段。

        别以为他俩都是引经据典，就以为两个人是在同一个频道论战，其实不然。双方实际上都是在互相设套，王锡爵的引经据典是为了将高务实拉进他王阁老的主场，反之高务实的引经据典其实也是为了将王锡爵拉进他高部堂的主场。

        什么主场？王锡爵的主场叫做“君子德操”，高务实的主场叫做“天下为公”。

        例如刚才高务实用孟子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来形容西北之乱以后他出任户部尚书并收拢天下财权之举，其实就是摆明了“我眼里只有‘公德’而无‘私德’，任何私德到了我这里，都是为公德服务的。”

        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先看看他引用孟子的那句话本意是什么。

        孟子说：“爱别人却得不到别人的亲近，那就应反问自己的仁爱是否够；管理别人却不能够管理好，那就应反问自己的管理才智是否有问题；礼貌待人却得不到别人相应的礼貌，那就应反问自己的礼貌是否到位——凡是自己的行为得不到预期的效果，都应该反过来检查自己，自身行为端正了，天下的人自然就会归服。”

        其实高务实没有引用完，后面还有一小句，是“《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大概意思就是：“《诗经》说：‘常思虑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天理，以求美好的幸福生活’。”

        这段话的本意其实是说人际交往，孟子经常论及这些，比如在《公孙丑上》里，孟子就说过：“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意思都是一样的。

        本质上来说，这些话是从个人品质来说的，其主旨提倡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凡事多作自我批评。也就是孔子在《论语·卫灵公》所说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但这句话本身也可以升华，例如从治理国家政治说，孟子这番话的意思就可以升华为正己以正人。如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的那样，“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儒家政治历来强调从自身做起，从身边事做起，所以多与个人品质紧紧连在一起，而自我批评则是其手段之一，其相关论述在《论语》和《孟子》中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什么“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什么“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都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强调个人操守，那是心学派这个“道德实学”所擅长的主场，而高务实的实学，乃是治国理政之实学，他必须把话题控制在治国理政上头才算主场作战。

        因此高务实不等王锡爵出招，便自己反客为主，先用一段讲个人操守的“圣人之言”升华到治国理政，提前把战场给转移了去。

        这样一来，王锡爵要么就和高务实在治国理政的细节上和他直接过招，要么就得想法子再把战场转移回去——但高务实这种提前转移战场的行为，本就表明了高务实知道谈个人操守是他王阁老的预定手段，于是高部堂明确表示不打算接这个招：有本事我们就事论事，你别和我玩这套兜圈子的把戏。

        于是王阁老就很烦了，在这种对方已经知道自己手段的情况下，还想把战场拉回来几乎不可能。正如万寿节之前申元辅所言，高务实绝对不是官场雏鸟，算起来这小子当了二十年官了，而且早就有“中枢经验”，绝对是站得高看得远的那一类。

        因此，如果他王阁老继续把战场拉回个人操守，高部堂一定毫不犹豫又转回到治国理政，那这样一来，双方几乎就只能是鸡同鸭讲自说自话，到最后可能看似争得激烈，其实说完了之后就会发现，两个人实际上什么都没说。

        什么都没说，就等于王锡爵失败了，因为高务实其实是先出招的一方——《革新驿站疏》就是他出的招。你王阁老没把《革新驿站疏》给喷掉，当然不可能算你赢了啊。

        申元辅作为早年学霸，官场经验也足够丰富，自然一下子就看出了其中的门道，知道再这样继续下去，肯定辩不出个所以然来，必须得换个思路了。

        眼下的问题是高务实不谈个人操守，他只谈治国理政，只肯就事论事。

        申时行其实早就见识过高务实治国理政的本事——见识了不知道多少回了——和他谈治国理政，和他就事论事，这种仗实在不好打。

        可惜这仗不打还不行，因为心学派不能让《革新驿站疏》里提到的那些做法在高务实的推动下顺利进行下去。

        为什么啊？是《革新驿站疏》对心学派有很大的危害么？

        那倒不是。本质上来说，高务实在《革新驿站疏》里提到的一些改制办法都是在自折羽翼，颇有一点割肉饲虎的意味，心学派方面反而没有多少损失——毕竟物流这一块原本就是京华系的强项，心学派背后的金主们在这个行当里涉足得很少。

        心学派的金主主要是做什么的？田地、蚕桑、纺织、淮盐、海贸等等，其中与京华形成比较强烈对抗的方面其实只有海贸。

        但理论上来讲，海贸这一块所谓的与京华对抗，不如说是竞争，而且这种竞争基本上还是公平竞争——因为京华并没有恃强凌弱，仗着海上强大的武装实力不准江南海商去哪里哪里行商。

        京华了不起也只是收了个保护费，并且这保护费也不是强行收的，你不交也行，只是在外海没有京华舰队的同行，也不准挂京华的书剑旗——那意味着遇到海盗你就自求多福了，所以实际上江南海商们绝大多数愿意交这笔钱。

        但为何江南海商们还是把京华看做大敌呢？因为确实竞争不过。

        首先，京华从造船水平到贸易规模，全方位碾压了江南海商；其次，在货物本身方面，京华很是拥有一批垄断性的商品不说，其在江南购货进行“外贸出口”的能力也不比江南海商差——因为京华一来物流占优，可以自己去运货，二来市场规模更大，销量方面更有保障。

        换了你是一位大丝绸商人或者棉布商人，你也肯定乐意把货物给京华啊，省时省力不说，利润来得几乎是坐享其成。

        既然如此，为何申时行还是要反对《革新驿站疏》呢？原因有二。

        其一，京华自废武功，往自家物流能力上砍一刀，这事在申时行看来必然有诈。或者不说有诈吧，那至少是一定有其他后手。

        什么后手？申时行左思右想，认为高务实不会真的一刀把自家物流砍废，因为京华的物流不是它京华独门独户做起来的，为京华“打下手”的人非常多，这些人的利益高务实不可能不管不顾。

        那么，丢掉“革新驿站”里头的那些买卖之后，这股力量要怎么用起来？无非是继续扩大海贸，把这股物流力量加强到在江南地区收购各种货物之上。

        这就要了命了，意味着江南财阀们的本地供应链都会受到京华系的强势挤压，双方可能在江南货物供应上打一场大决战。

        京华的实力如何？反正申时行绝对不会小看半分，他宁可选择从朝廷层面狙击《革新驿站疏》，也不愿意看到京华在表面上的自废武功之下，却去心学派的江南老巢搅风搅雨。

        因此申时行不得不开口了。

        只见申元辅哈哈一笑，摆手道：“大司徒说‘前政即出，后政自当随行，否则瞻前顾后，恐怕反而错过时机’，诚哉斯言。不过大司徒近来诸事繁忙，恐怕还不知道锦衣卫日前刚从察哈尔传来的一个消息——这次的时机，怕是真的只好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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