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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05章 圣意:问他。


第1605章  圣意:问他。

        万寿节这三天假期原是不该讨论政务的,不过规矩是死的而人是活的,尤其讨论政务的这十几位大臣胸前全都是仙鹤补子,甚至好些都穿着大红纻丝的蟒衣、斗牛、飞鱼等赐服,那其中的性质就不同了。

        在这种局面下,就算是皇帝本人亲自走过来,也必然不会说他们乱了规矩,只能说“诸位爱卿公忠体国,朕心甚慰。”

        皇帝虽然坐的远,但毕竟御座的位置最高,内阁与七卿这两桌开始“交头接耳”,他是可以清晰入目的。

        若是在往常,这六位阁老加上朝廷七卿共“十三太保”,在这种情况下互相开始“讲小话”,一般只能是临场发挥写颂诗,即写给皇帝的祝寿诗。然而写祝寿诗的话,不会每个人长篇大论——写首诗才几句话,你还临时弄一篇汉乐府吗?

        况且大臣们脸上的表情也不对,一个个面色沉肃,全都一副国难当头似的模样,明显不是在说什么令人开心的话题。

        皇帝微微蹙眉,先观察了一会儿。从高务实连续与徐学谟、石星、王锡爵舌战的情况,朱翊钧便猜到此时应该是在议论《革新驿站疏》的事。

        但直到此时,朱翊钧都清楚的注意到,高务实虽然面临几位重臣的车轮战,但始终泰然自若,一副信心满满地模样。而对他发动攻势的大臣,谈着谈着就闭了嘴。

        高下胜负可立判也。朱翊钧对此很是欣慰,心情也轻松起来。

        但申时行的亲自下场之后,局面就还是有些不对了。朱翊钧敏感的发现,此时的高务实似乎更多的是在充当一名听众,即便偶有发言,说话的时间也非常短,看起来只是在询问某些细节。

        与此同时,申元辅本人的面色也不太对劲。朱翊钧认为,如果申先生也是在谈论《革新驿站疏》的相关问题,那从他与高务实的表情来看,明明已经局面占优,为何脸色也如此凝重?

        这显然不合理。

        朱翊钧其实一直都是个极聪明的人,他在高务实多年的影响下学到了许多思考方式,尤其善于联系各方面的情报来分析人物,因此他很快想到锦衣卫报告的那件事。

        是了,申先生原来并不是真的辩倒了务实,而是使出了拖字诀,用一件大事压下去另一件大事,他是在逼务实权衡哪件事情更重要,或者说……更紧急。

        朱翊钧恍然大悟,甚至不需多想就猜到高务实在这件事上会如何抉择。

        作为高务实的十年同窗,他太清楚高务实的作风了:和平时必以内政为先;临战时必以克敌为先。

        务实一定会选择先把图们的危险遏制住!朱翊钧心中断定。

        后世之人对这位万历帝的评价很有意思,如果一个人只读过袁腾飞的书,会认为万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垃圾、守财奴、怠工主义者;如果一个人只读过《明史》,会认为万历是一个碌碌无为的昏君;如果一个人只读过《明朝那些事儿》,会认为万历是一个不够勇敢、自甘堕落的人;如果一个人只读过《万历十五年》,会认为万历是一个很复杂、很奇怪、经常表现得自相矛盾的人。

        可以理解他们,真的,每一种说法都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所看到的,的确都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在某一方面的表现。

        袁腾飞,一个历史老师,一个既得利益者,一个地地道道的宋粉,一个地地道道的愤青。他站在文官士绅阶层的角度去看待万历,那么万历皇帝确实不是一个好东西。

        《明史》本应该是一部信史,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此书中但凡与某些事有关的地方经常都会被恶意刻画。尤其是该书的后半部分,落笔者的丑陋嘴脸与后世的BBC之流简直如同一个模子里刻画出来的一样令人作呕。

        当年明月是一个具有人文情怀的文人,在当时的世界上,具有人文情怀的人已经不多,他刚好是一个,非常难得。他站在人性的角度去剖析万历,虽然限于篇幅、限于文体,或许不能说得太多,但依旧从他的角度让其读者认识到了,万历是这个世界上真真实实存在过的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黄仁宇作为一个学者,抛开对人的偏见,他从大历史的角度去诠释万历一朝,相对透彻,也比较深入。但是很遗憾,在波诡云谲的万历一朝,就连万历帝自己都很难说是不是主角,更大的可能,他也只是一个让后人觉得可惜、可怜甚至可悲的背景板罢了。

        倘若没有高务实的干预,万历帝的一生,原是与权臣、文官、士绅集团斗争的一生。既然有斗争,那就必然有输有赢。

        遗憾的是,他有他爷爷的智商,却没有他爷爷的坚持;他有他父亲的用人之明,却没有他父亲圆滑容忍;他有成祖般的军事敏感,却没有成祖般的一言九鼎。

        所以,如果没有高务实的存在,万历帝的一生注定是个悲剧——哪怕他足够聪明。

        他一生的前二十年,被一团名为张江陵的阴影笼罩着,他在权臣的阴影中不断被压迫、不断成长,不断学习,直到他有一天意识到:我是皇帝,我才是皇帝。

        于是,他心有不甘,他愤恨着,他隐忍着。在这段时间里,他是如此勤政,如此努力学习,如此善思明断。而这一切,其实都只是为了能麻痹那个人,为了能恢复祖先荣光,配得上他的身份。

        在他懂事后的世界里,对张江陵的感情从来都只有傀儡皇帝对权臣的感情,表面上他战战兢兢,实际上他杀机盈胸。

        他不会去思考张江陵是不是一个能臣,因为这种思考对皇帝而言丝毫没有必要。

        历史上的张居正可不同于此时的高务实,张居正是可以被取代的,而高务实至少眼下来看没有人可以取代。

        更何况,拿下已经去世的张居正,影响再大也不会大过于拿下此刻的高务实:张居正代表的几乎只是他自己,而高务实代表的却是一个力量巨大的集团。这个集团有文有武,有官有商,动一动就可能是天下大乱。

        历史上的万历帝在他20岁的时候发现,这团笼罩在他头上的阴影终于消散了,他迫不及待的去抹掉这个人带给他的屈辱、带给他的一切压迫,仿佛这个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在抹掉了这个人存在过的证据之后,一个20岁的青年迫不及待的想要独揽朝纲、励精图治、振兴大明。

        然后,他就被文官集团当头给了一棒。与文官集团的不断斗争使他发现,他虽然是皇帝但却一无是处:他没有自己的班子,之前那个班子,是那个人留给他的,当他清理了那个人的一切之后才发现,自己其实不过是个孤家寡人。

        他拿什么与庞大的文官集团去斗争?他的任何命令只要违背文官集团的意愿,就根本出不了紫禁城。

        于是他不甘心,他开始抗争,开始争吵,开始无休无止的与文官集团拉锯,最后他发现根本没人鸟他。虽然文官集团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远远不是他的对手,可是从整体上而言,他却又远远不是整个文官集团的对手。

        于是他明白了,也妥协了,不是他清洗了那个人存在的一切,只不过是另外一群人想要清洗那个人存在的一切。

        他的人生失去了意义,他开始反思自己所作的一切,既然他的存在改变不了什么,那他到底又为何存在呢?他失望了,也失败了,他赌气一般的不去上朝,自己给自己关了禁闭。

        既然有我没我都一样,那还要我干嘛?可是人生毕竟很长,经历了漫长的堕落之后,他发现他需要给自己找点存在的意义了,毕竟他还是皇帝,他还是想要为大明、为自己再做点什么。

        他总结了许久,发现自己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没有自己的人,也没有自己的钱。

        没有自己人,就没有话语权;没有钱,在这个世界上就什么事都干不了。大明的窟窿太多了,仿佛一个无底洞一般,而重新有了目标的他还是想要去填一填。

        可笑的是,文官集团自从那个人死后就变成了铁板一块——哦,其实也不是铁板一块,但是就算不是铁板一块,也没有一个人是他万历帝的自己人。

        他没有他爷爷的运气好,因为他没有找到另一个张璁,他只能找到了他身边最亲近的人——阉人。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斗争,他已经明白了大明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本就是个聪明人,所以他想要去改变。

        直接向百姓征税是不行的,百姓已经很不容易了;勋贵宗室的钱也白拿不得,因为他们或许不算大明的统治基础,但一定是天家的统治基础;那就只好征士绅的税、地主的税、圈地文官们的税了。

        于是他发明了盐矿税监,他派出了自己亲近的太监去收税,去给朕弄钱,有了钱,朕就能跟文官集团掰手腕了。

        结果呢?结果太监就被士绅们的家奴打死了,结果士绅们就鼓动家奴佃户闹民变了。

        想从我们手里拿钱?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自古皇权不下县,皇上,你越界了!懂吗?

        然后,掌握舆论的文官们就再一次开始骂他,当然更骂太监。但他还是没有放弃,哪怕没有太监愿意下去了,他也坚持着,许诺太监们好处,说你们既然冒着生命危险为朕收钱,那咱们就四六开。

        终于有人愿意下去了,看着自己的钱一天天变多,他笑了。虽然每次收上来的钱其实并不多,但是大明够大啊,积少可以成多啊。等朕有钱了,朕就有话语权了,朕就可以和文官掰手腕了,朕就可以励精图治,振兴大明了!

        但他的运气似乎依旧不太好,连续打了数次大仗,把他辛辛苦苦捞的一点银子花掉大半,虽然钱还是慢慢多了,可惜他也老了。再然后,他死了,他的儿子听信大臣们的忽悠,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他大半辈子的积蓄花了大半……然后儿子就死了。

        回顾他的一生,清算张居正一事被人说成是恩将仇报,却不知作为皇帝,张居正对他的“恩”该是从何而来?自古恩自上来而施于下,岂有恩自下来反施于上的道理!

        如果有,那就意味着此前的那段时间里,根本就是上下颠倒、君臣易位,哪个皇帝能真心忍受这种鸟气!

        收矿税一事更是挖了文官集团的祖坟,因此文官集团直到鞑清时期还在骂他,竟然炮制出“明亡于万历”的神论——别闹了好吗?没有万历出钱打仗,以三大征之全胜为大明朝再续了一波威严,这大明能不能有泰昌朝都难说,就更别提什么天启、崇祯了!

        万历的问题在于,他没有像他爷爷那样固执得如茅坑里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同时也没有他爹爹那样完全不在乎个人荣辱,更在于他始终没有找到一个自己的张璁、高拱。

        可是,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因为他的智慧不足,而现在的他,却因为高务实的出现把以上问题都给盖过去了。

        他没有嘉靖的强硬,但高务实有足够的手腕解决各种疑难杂症。他所对付不了的文官集团现在被高务实弄成了三派,然后拉住一派、打击一派、稳住一派,朝廷政局看似斗争激烈,最终的决断权反而到了他这个皇帝手里。

        他没有隆庆隐忍,但高务实却也不是高拱那样的犟脾气直性子。他和高务实都是聪明人,又是多年同窗,两个人互相试探一波底线,很快就达成了妥协。从此你做你的圣君,我做我的贤臣,大家君臣相济,和衷共荣,创个亘古佳话何其美哉!

        朱翊钧轻轻吐出一口浊气,转头看了看沙漏,朝伺候在一旁的陈矩招了招手,将他唤过来吩咐道:“待会儿散了席,你派人去见一见务实,把锦衣卫交上来的消息都给他。然后你跟他说……就说朕的意思,下面该怎么办,早些拿个主意来。另外,如果他觉得这事最后要打仗,怎么打就让他安排吧——不过最好让周咏出头来说。”

        “是,皇爷,臣明白了。”陈矩这次没有自称奴婢,因为是政事所以用了“臣”,但他又补问了一句:“呃,皇爷……这仗打是不打全问大司徒么?您可有什么要交代的?”

        嗯,其实陈矩不是问皇帝“可有什么要交代的”,而是问“可有什么要暗示的”——宦官话术而已。

        但朱翊钧只是笑了笑,摇头道:“朕没什么要交代的。这些事情呐,务实一定会比朕考虑得更周详,你只管带话就行。”

        “是,皇爷。”陈矩再次躬身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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