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0章 治理黄河

第340章  治理黄河

        黄河治理，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所面对的一项头等大事。

        作为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从神话传说的炎黄部落时代，到上古先秦时期，这条母亲河一直都在滋养着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

        也正是因为如此，华夏文明的源头才在黄河流域这片肥沃的土地上。

        然而自西汉时期开始，黄河便开始进入了自己的第一个泛滥期，之后的历朝历代都曾面临黄河水患的威胁，下游民众因为黄河水患的问题也是苦不堪言。

        甚至有好几个朝代政权就是因为黄河水患的问题间接或者直接灭亡。

        当然，历朝历代也没有放弃过对黄河的治理，可以说自西汉时期开始中华民族就开始了与黄河斗智斗勇的两千年。

        在这两千年的时间里，有无数人为治理黄河提出过或可行或不可行的方法，他们当中有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些则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恶果。

        然而治理黄河，始终是一个国家性的超级工程，单靠某一个朝代一两位君主的励精图治，是很难长期有效的对黄河进行治理的。

        比如在隋朝时期开凿的大运河，之所以呈现为“之”字型，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治理黄河。

        从洛阳将黄河分流，导向流入淮河的通济渠和流向海河的永济渠，实现减小和降低黄河泛滥时下游河南、山东等地遭受的水患。

        虽然隋炀帝确实在历史上是一个好大喜功的皇帝，但就像皮日休的那首诗一样“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隋朝开凿的大运河确实为后世带来了很深远的影响，至少唐宋两代都享受到了这条大运河所带来的好处。

        别的不提，宋朝的首都开封之所以能在当时繁荣发展起来，很大程度上便是享受到了大运河所带来的便利。

        但黄河并不是那种安分的河流，大运河的开凿确实对黄河起到了一定的治理作用，也对水患有一定的抑制，但随着河道的淤积，以及朝代的腐败，对黄河的治理也就日渐偷工减料，从而酿成了朝代末期水患频发的恶果。

        其中元代更是一个典型案例。

        元代所面对的黄河水患，追溯起来可以上溯到北宋末年的丞相杜充身上。

        金国第二次伐宋攻破开封前夕，杜充镇守北京大名府，自诩“帅臣不得坐运帷幄，当以冒矢石为事”，似乎是韩信再世，不但能运筹帷幄，还能亲自带兵上阵。

        但完颜宗望的金国东路军一来，杜充不敢与之交锋，唯一的对策是下令开决黄河大堤，使黄河水自泗水入淮，企图以此阻挡身后追兵。

        杜充决河非但没有阻止金国东路军，还致使当地百姓被淹死二十万以上，因流离失所和瘟疫而造成的死亡数倍于此。

        北宋时最为富饶繁华的两淮地区毁于一旦，近千万人无家可归，沦为难民。

        就此，黄河水涌入泗水，小小的泗水无法承载自喀喇昆仑山天上而来、蜿蜒数千公里的黄河水，汹涌的黄河水全部涌入了淮河。

        然而淮河也承载不了黄河巨大的水量，黄河带来的大量泥沙还把淮河下游河道淤高堵塞，夺取了淮河的出海口。

        本来淮河可以排向沂河等支流的，现在全部被黄河泥沙堵塞了，无路可去的淮河在盱眙淤积成了湖泊，也就是今天的洪泽湖和高邮湖，而在山东，被黄河夺取水道的淮河支流泗水，也在山东形成了南四湖和骆马湖。

        之后近千年时间，历经元、明、清三代的黄河下游的黄泛区，就这么祸害了华夏文明近千年。

        从杜充掘开黄河开始，黄河夺取淮河水道入海，黄河年年洪水，淮河年年泛滥，皖北、苏北成为黄泛区，造就了千里饿殍的景象。

        直至元朝建立，面对泛滥的黄河，元朝统治者为了保证大都的漕运安全，不得不对黄河进行了治理。

        元朝时期，重新挖掘了一条线的京杭大运河，还有名臣贾鲁开凿的贾鲁河，可是元朝恰恰是因为修河而灭亡的。

        元顺帝至正四年夏天，一场暴雨使黄河暴溢，造成白茅堤决口。这场雨持续下了二十多天，到了六月，又北决金堤。黄河沿岸数十州县沦为水乡泽国，无一幸免。

        当时的高丽诗人李谷担任元廷的翰林国史院检阅，长期客居大都，他在自己的《稼亭集》中写道：“饥民云集京师，都城内外，呼号丐乞，僵仆不起者相枕藉”。

        自水患发生以来，受灾地区的饥民和百姓走投无路，纷纷揭竿而起。

        至正四年七月，私盐贩郭火你赤起义于山东益都；六年六月，福建汀州连城县罗天麟、陈积万起义，湖南爆发吴天保领导的瑶民起义；八年春，台州黄岩盐贩方国珍起兵；同年三月，辽东锁火奴和辽阳兀颜鲁欢分别自称“大金子孙”，起兵反元；九年，冀宁、平遥等县爆发曹七七起义……

        至正九年九月，黄河再次发生决口，安山、济南、河间一线受损，还毁坏了两漕司盐场，京杭大运河遭到严重威胁。

        当时元朝丞相脱脱力排众议，决定“河必当治”。

        当时脱脱委托贾鲁治理黄河，而贾鲁也确实不负所托，曾深入灾区，沿河进行实地勘察，往复数千里，掌握了水患的要害所在，并很快拿出了两套治理方案：“其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则用工省；其一，议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使复故道，其功数倍。”

        这两套方案，无论是提出者贾鲁本人还是脱脱，都更倾向于后者。

        前者简便易行，且成本相对较低，但却只能缓解一时之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黄河一再决口的痼疾。而疏塞并举，恢复黄河故道，这虽然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却一劳永逸，无疑是功在当代、利在后世之举。

        然而脱脱和贾鲁提出的方案还未得到落实，便遭到了强烈的反对，而反对者提出的重要论据便是“济宁、曹、郓，连岁饥馑，民不聊生，若聚二十万人于此地，恐后日之忧又有重于河患者。”

        脱脱凭着丞相的权威，断然将一切反对的声音压制下去，反对者被踢出中央，治黄工程的决议就这样强行通过。

        至正十一年四月，贾鲁被任命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发汴梁、大名等13路民众共15万、庐州等地戍军18翼共2万，浩大的治黄工程上马了。

        工程进展十分高效：四月二十二日开工，七月完成疏凿，八月二十九日放水入故道，九月舟楫通行并开始堵口工程，十一月十一日，木土工毕，诸埽堵堤建成。整个工程共计一百九十天。

        <div  class="contentadv">        贾鲁开河成为中国治河史上的一次里程碑事件。由于此次改造和开设的河道工程质量较高，直到明清时还有“铜帮铁底”之誉。清代地理学家胡渭在《论河》一文中称：“贾鲁巧慧绝伦，奏功神速，前古所未有。”

        但对当时的脱脱和元王朝来说，这项浩大的民生工程，却是“利在千秋，祸在眼前”。

        贾鲁开河确实是一件功在千秋的壮举，但在当时来说因为元朝子建立以来对民众的残酷压迫，已经将百姓逼到了一个民怨沸腾的境地，只差有人登高一呼了。

        贾鲁开河，时紧工迫，监督挖河的官吏乘机克扣河工“食钱”，河工挨饿受冻，群情激愤。

        至正十一年底，元顺帝又决定变更钞法（见钞），滥发纸币，物价飞腾，引起通货膨胀，最后到了“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惧不行”。“开河”和“变钞”榨干了元朝最后一口元气。

        “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黄河大堤的工地上挖出了石人，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及其教友刘福通发动武装起义。

        消息传出，大河南北，反抗的烈火顿时燃起。

        再然后，就是那位皇觉寺走出的和尚从一个破碗到君临天下的九五至尊的传奇人生了。

        同样，这治理黄河的锅也就顺理成章的落到了大明手里。

        不过好在，因为元朝贾鲁开河的原因，在明初的时候，这黄河水患还不算什么大问题，朝廷虽然每年都需要在这方面有一定的投入，但还在能够接受的范围内，黄河也没有决口或者大的泛滥过。

        但这并不意味着黄河就不需要治理了。

        朱棣继位之初，就曾考虑过要大修黄河，但因为靖难之役把山东和苏北打成了白地，造成了当地的赤贫，无法支撑修河大业。

        所以明朝初期基本上都是采取保守的策略治理黄河，一直到后世的弘治时期，才有了一次大规模的整修黄河。

        弘治时期的治河由都御使刘大厦主持，在郑州、开封一带凿月河，开引河，导水入淮河支流，堵塞黄陵冈险工各口，阻水分流向东。

        在黄陵冈东西筑长堤，自河南武陟，经新乡、延津、山东曹单二县，到砀山总长180公里，阻止向北漫溢。

        弘治七年大工告成，自此以后黄河全河夺淮入海。

        弘治年的治理让黄河安生了几十年，但到了嘉靖时期因为缺乏治理黄河又再度泛滥起来。

        就如同之前的朝代一样，随着黄河的泛滥，大明也走向了它命定的灭亡。

        不过如今，有了朱瞻埈的影响和干涉，大明从倭国获得了大量的白银和黄金，极大的缓解了朝廷的财政问题，如今的永乐朝廷有钱治河了。

        只是这个如何治，依旧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难题。

        毕竟偌大一条黄河，想要把整条河都整修一遍，那是不亚于再挖一条大运河的超级工程，即便如今的大明负担得起这笔天文数字级别的支出，也不是可以轻易开启的。

        也正因为一次性治理投入太大，而且缺乏后期有效的维护，朱瞻埈这才提出将治黄变成一项长期任务，让朝廷每年投入一部分钱粮来做这件事，把它变成一项长期政策。

        事实上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有效的治理黄河。

        至于说治理黄河的方略，朱瞻埈更多的参考了后世治理黄河的经验，包括植树造林阻止水土流失，让黄河含沙量降低；缩窄河道宽度，加快水流速度冲击河底淤积泥沙；对两岸河堤进行整修等等……

        这些虽然都是小修小补的策略，但只要长期坚持这么做，对黄河水患的改善还是很有效的。

        而且除了这些小动作之外，朱瞻埈还有两个大计划。

        第一个大计划，自然是恢复和疏浚昔日隋朝时期修建的通济渠和永济渠，让京杭大运河再次起到分流黄河水的作用。

        北宋以来，黄河泛滥泥沙淤积，这两条昔日宽阔的河道已经逐渐被淤塞和湮没，想要让它们再次发挥作用，这工程量基本上也相当于再开挖一次了。

        若是单纯的为了治理黄河，朱瞻埈也不至于说要搞这么大的工程，但大运河除了能够分流黄河水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沟通南北经济。

        如今明朝的经济重心都在南边，当初靖难之役更是差点把北边打的千里无鸡鸣，再加上自宋朝南迁以来所导致的南北分裂，如今南北两地之间的差距可以说是十分巨大的。

        这也是为什么在洪武年间闹出了有名的南北榜案，以及明朝后来要迁都北京的原因。

        弥合南北，这是如今的大明所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

        而一条沟通南北的大运河，无疑是行之有效的手段。

        虽说元朝重修的运河如今也使用良好，尤其是永乐年前才进行过疏浚，但这条元朝的运河走的是河北、山东和江苏等地，并不经过河南、安徽。

        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元代的运河是一条横线，并不起分流黄河水的作用。

        所以朱瞻埈才希望将隋运河故道重新利用起来，让黄河水患不那么严重，同时也能够将河北、山东、河南和安徽这几个省的经济民生提升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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