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三章 判断

　　三州木料仓转运码头最近一段时间内，靠岸的货船数量陡然就暴涨了不少。不仅仅是近海诸如石城铁料码头的货，还有登莱和朝鲜道的散货。大量的铁料、焦炭、木料、石料、盐、纺织物料……在一段时间内频繁交易。

　　甚至还初夏南国契丹人换了行头，假装是辽西庄稼汉，把粮食贩卖到沧州南这种怪诞的事情。

　　“这个韩习，有点钱谷的意思啊。”

　　开了个小会，都是心腹，老张也就比较随意，“钱谷说到底也不算正经皇帝家奴，这个韩习，大不一样。”

　　“行市都是如此的，皇帝用人，总不能只用一样。勋贵强了，自然要打压勋贵；外戚强了，就要打压外戚；世家强了，也肯定要打压世家。打一派，自然要拉一派，千几百年都是这么个道理。”

　　老张听了点点头：“不过这个韩习，也是够狠的。德州地面被祸害的不轻，他也不怕皇帝借他人头一用。毕竟，他是‘奉命行事’，真要寻个‘办事不力’‘为祸一方’的罪过，也要寻在德州刺史府身上。这德州府，也是倒了霉，碰上这种‘自灭满门’的，也只能拍拍屁股走人。”

　　这种情况，别说宇文禅师，宇文述复生也没什么卵用。碰上强势皇帝，底气又这么足，怎么可能承认说这破事儿是朕太贪做错了？

　　再拖个一年半载，宇文禅师人头落地是铁板钉钉。他不死谁死？反正他爹也没什么用场，能活到贞观二十年，简直是祖坟埋的好。

　　“离开那是非之地也是好的，就是不知道事情闹大了，会不会重现‘巨野县’故事？”

　　“嗳，那不一样。”

　　张德摇摇头，对一众心腹道，“当年‘巨野县’一事，推波助澜的有两个，一是清河崔氏，这个人所皆知，皇帝也正好反手借着‘平叛’，把清河崔氏在洛阳的基业，连根拔起。只是‘巨野县余孽’能够撑恁般久，没有‘钱粮’，没有藏身之处，怎可能？”

　　“使君是说江淮世族？”

　　“不拘江淮，更不止世族。”老张露出一个微妙的笑容，“除了江淮，像是苏州、常州、杭州，哪里少了塞点钱就想闹事的人家？除了世族，你们以为那些个发家致富的商贾就不成掺合？这年头，虽说行商会社，稍微大一点的，都是世族掌控，豪强遮掩，但也不是没有理财了得的天才人物。”

　　喝了口茶，张德接着说道，“这些人也就是有钱，便是想要让家族子弟‘出仕’，寻个门路，至多也就是上县县令，了不起一个漕运司衙门。在两京之中，想要‘行卷’求个‘知己’，反正我是没有听说过有成功的。”

　　哪怕到了贞观二十年，真正有话语权的商会商社，无一例外，都是类似“忠义社”、“西秦社”、“北都社”等等中央或者地方的权贵马甲。想要靠聪明才智就能混成行业“魁首”，想也别想。

　　普通商人再怎么有钱，地位之低下，一个无下限的小吏，就能治得他死去活来。县太爷心情好不搭理你，心情不好，你赚万贯家财，也就是一张纸一杆笔的事情，再来二三十个两班皂隶，当天就能“死全家”。

　　因此，想要在行业中混出头，最次最次，家族也得是“寒门”。

　　市场活跃搞起来当然不可能只靠权贵只靠官僚资本，让民间资本可以跟着喝汤，也是惯例。只是人性就是如此，“低贱”商人想要获得和“高贵”商人一样的权利，那么一般手段无法做到，就只能寄托希望“英雄救世”。

　　那么“英雄”的最大特点是什么？通常情况下人们只会注意其品德品质，但共通性最高的特点，并非是品德，而是力量。

　　“我们武汉能够有此局面，来年兴许常驻丁口就要破两百万，便是有一个不能说的道理。那就是给真正的‘商贾贱业’一条出路。各大市镇，比如新设咸宁市，不敢说一定保证‘能者上庸者下’，但也不会出现‘巧取豪夺’易如反掌不是？”

　　众人微微点头，这个道理，也是武汉诸多“不能说秘密”中的一个。张德心腹，自然是知道的，但武汉官场一般公开不会讨论。

　　“商贾贱业”这是历朝历代不断“钦定”的，武汉没可能现在就去公开叫板。再一个，武汉内部吃肉的总归还是权贵，“残羹冷炙”扔给“贱人”，也是不少武汉精英的一种怜悯施舍心态。

　　所以，即便有些人觉得这没道理，但哪怕在武汉内部，也不能公开地宣扬。

　　哪怕是“李江北”李奉诫，他也没兴趣给商贾撑腰，毕竟，商贾和“万民”比起来，简直是渺小的不能再渺小。

　　“那末，道理就很简单了，在武汉，那些个自谋出路的商贾，还是有些门路，能够换个门楣。江淮江南的，就是难了，这些个商贾，虽说表面上是跟着巨贾豪商一起‘凑份子’给‘巨野余孽’添柴火。但本心而言，却非是随手为之。”

　　表现形式一样，但原动力不一样，这个道理，武汉的治理者们，都是有这样的“思辨”。只是操持业务的时候，依旧秉持“论迹不论心”，这也不是说武汉的治理者们精神分裂，而是公事归公事，不把个人情绪带到工作中去，是一个行业精英的基本能力。

　　“如此说来，这一回德州的事情，怕不是河北、山东的商贾，尤其是那些个江湖出身的，一定会予以暗中支持？”

　　“支持是有的，但会不会一定，却不好说。”

　　“请使君赐教。”

　　张德点点头，对心腹们正色道：“早年我和贾飞选育棉种，到后来推广，再到后来我去跟郭孝恪、薛大鼎他们谈耕地，谈人工。主要操持业务的，不是‘华润号’，也不是什么沧州人。多是河北江湖上的人。”

　　“为何会是江湖上的人呢？莫非有甚道理？”

　　“道理很简单么，那时候，谁能知道棉花能起来，谁又知道‘白叠布’原来也能价钱降下来？农户是不敢的，哪怕有个万亩良田的地方大族，谁敢随随便便就把粮食换成棉花？要是绝收，一户人家是五口人的肚皮，那万亩良田的大族，何止五口人？牵扯进去不知道多少。而江湖上的人却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河北河东的刀客、剑客，最是不同。”

　　稍微喝了点茶，张德又解释了起来，“首先刀客敢闯敢拼，亏了这一年，了不起老子来年再去给人耍刀就是。其次两地刀客闯荡的地方多，见识广，底气也就更足。然后人面也广，河北河东两地的江湖人士，多是组了镖局，不是在王祖贤那里混饭，都是靠着怀远郡王李思摩，本钱肯定也不缺。”

　　“原来如此，敢打敢拼，又有本钱，还有门路，自然是敢闯一闯。”

　　“所以现在像德州那个韩习，他若是得罪一般庄户，倒也没什么。可只要是江湖出身，便不会善罢甘休。老狗也有三颗牙么，河北人什么没杀过？自古以来上至皇帝下至奴隶，什么不敢杀？燕赵遗风，千几百年的胆气。”

　　“那……能成事么？”

　　“成事是不可能成事的，举凡成事，哪有只靠刀把子的？于德州一地，也不过折腾一番，被皇帝反手就是抹上一回。”

　　要是造反这么容易，那倒是简单了。可惜光有一口胆气，也撑不了多久，没有“社会科学爱好者”一起跟着搞事，折腾一万年都是失败。

　　“既然必败，这又何必呢？”

　　有人叹了一声，有些感慨。

　　老张笑了笑，便道：“这种想法要不得，你不去闹一闹，皇帝哪里会晓得这德州不是只有扒肘子扒鸡，还会扒你裤子？‘五姓七望’的‘贵气十足’，从来都不是嘴上说出来的，那也是炎汉以来，跟朝廷跟皇帝斗了历朝历代，才有了这‘贵气’。”

　　“要是平白给你一个‘富贵’，怕是也承受不起啊。”

　　说到这里，有人也是感慨，“贞观以来，‘五姓七望’也不是没有斗。朝廷摊派官吏，到了地方，便是个摆设，国法不如家法，律令不如家规。可若不用‘五姓’，这便是‘国中之国’，更是混沌。只是斗着斗着，贞观皇帝比前头的皇帝强，居然把‘五姓’压了过去。”

　　“使君说的道理，就是如此了。世家是斗来的，豪强也是斗来的，从来没有平白的富贵。不斗的话，老天不掉富贵下来。”

　　“道理摆在那里，其实大多都知道。只不过愿意提着脑袋斗一斗的，还是少数。”想要平白就捡来“权利”，这等好事，只能指望“救世主”。数千年以降，愿意把“权利”无条件让渡给底层的“大救星”，有几个？

　　怕不是给了之后，反手就会有人把这来得容易的“权利”，又很轻松地“夺走”。

　　“那……使君，这一回若是真的闹大，武汉当如何？”

　　这个问题一出，众人都是有些紧张地看着张德。

　　老张哈哈一笑：“当如何？卖东西喽。朝廷要采买，给了就是，拒不赊欠；河北民间要采购，照样也给，武汉只认开元通宝、华润银元。难不成，我们不卖，别人就不卖了？恶事做了就是做了，怕甚？”

　　一众心腹五味杂陈，也不知道是庆幸还是惋惜。

　　从“高尚”的理想来说，他们更希望李奉诫那样的人生追求；但从人性出发，他们何尝不想也混个“元谋功臣”，到时候大富大贵公侯万代。

　　只是后者终究是带有强烈的感性思量，在武汉混得久了，“公侯万代”那就是个屁。贞观朝都死了多少公侯了？还不说武德朝。至于历朝历代，那就更加不用说了。

　　“你们也不要觉得这是发甚么‘国难财’，德州乃至河北的事情，早晚都要死人。死多少人不知道，但死人也不全是坏事。至少这一代的人死了，皇帝也就心中有数，下一代就不会盘剥恁多，原本拿一半，下一代兴许就只拿四成。多出来一成，能活人多少？”

　　斗争为的是“和平”，当然也可以换个奇葩角度说是“妥协”，但不管怎么说，这就和做生意一样，你连价钱都不还，对方又不是你亲爹，凭什么就主动砍上一半给你福利？

　　没有斗争的“和平”，脆弱的简直不可想象。

　　“‘人心思定’，这才二十年，难道真的还会大打一场？”

　　有人相当的疑惑，怀有这种疑虑，是很正确的。

　　但老张直接打消了他的疑惑：“若是武德朝，那自然是‘人心思定’，打了两代人，死了恁多，到处是寡妇，只得卖力气种地休养生息。人手不足地又多，田里的活都来不及干，还打个屁？可贞观朝，尤其是近十年，皇帝大兴土木，没迁都盖太极宫、洛阳宫，迁都后九成宫都修了起来，还翻修了太原宫，完工敦煌宫。如今在朝鲜道还要建行宫，这钱什么时候动了税赋？”

　　“这……”

　　“以前是人多粮少就打，气力都在种地上。可如今，不种地的多了，要是没活干，那就没饭吃，那不打作甚？”

　　皇帝不动用税赋就大兴宫室，这说明财源得到了极大扩充，经济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没活干就没饭吃，这说明这部分的劳力，其生产关系不在土地上。

　　两相结合，自然就大大缩短了原本“男耕女织”时代需要大打一场的时间。

　　原本小农遍布时候，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干仗，怎么说也要五六十年百几十年甚至两三百年。但现在一个行业万一遭受行业寒冬，立刻就是几万人十几万人要没饭吃。

　　他们又没有地去刨点粮食出来，那么，不干上一场等着饿死？

　　这种社会构成，大大地缩短了“危机”到来的时间，而和小农们多少还有几十亩薄地不同，贞观朝这帮缩短“大打一场”时间的主力，那当真是“一无所有”。

　　听完张德所说，一干心腹竟是半晌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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