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日心说
济阳外黄的虞姓,也勉强算是世家名门,据称乃是东汉名将虞诩之后——虞胤即出其族。这会稽余姚也有虞氏,裴该倒是第一次听说……不过再一想,东吴名臣虞翻是哪儿人来着?貌似就是会稽吧……
这位虞仲宁既非大姓,又为庶民,理论上是应该挡驾的——不是裴该瞧不起寒门,而是如今的寒门子弟大多水平有限,但数量却数倍于世家子,倘若都跑来求见,他实在应接不暇啊——不知道为什么摆在最上面哪?
以问裴服,裴服拱手禀报说:“为其身携王中郎之书信也。”
裴该一听,哦,是王子赐推荐的人,那确实不便挡驾,即命召虞喜入堂相见。
时候不大,虞仲宁躬身而入,裴该定睛一瞧,此人三四十岁年纪,穿着虽然蔽旧,却颇整洁,相貌虽然普通,倒也精神,尤其眸子甚正,一瞧就不似王贡那般奸猾之徒……先就有了几分好感。于是主动站起身来行礼,然后摆手请其坐下。
裴该就是这脾气,不管对方身份有多低,只要不是绝对瞧不上眼的,那么既然肯与之相见,我就得和和气气的,不可展露倨傲之态——关键前世鼻孔朝天的领导见得太多了,他乃时刻警醒自己,别一不小心也变成那路货色。
虞喜自别王贡,一路从青州而至关中,一方面为了躲开兖州北部的战场,所以绕了远;另方面他也没有迫切会见裴该的想法,途中几乎每行三百里,就要停留几天观察星象,所以拖拖拉拉的,三日前方才抵达长安。先找地方安顿好了,便持名刺和王贡手书,来拜裴该。
等到入了堂一瞧,大司马竟然主动站起身来,向自己行礼,倒吓了虞喜一大跳。他虽然曾被举为贤良,还被征召为博士,但因为不肯赴任,至今仍为布衣庶民,就从来没啥当官儿的当面执礼如此之恭过。诸葛恢为会稽郡守,强召其担任功曹,那也是派人登门,间接下的命令;虞仲宁有时候也在想,倘若诸葛道明亲驾草庐来辟,自己还会不会一口回绝他呢?我这人心肠终究很软啊……
谁想到了长安大司马府上,王贡的书信还没递上去,大司马就能起身相迎——难道曾经听说过我的名字吗?然我本无远名,又好天文而久弃经典,大司马北人也,听说过我的可能性本就很低,因为闻名遂导致态度有所不同,那就更不靠谱了。
赶紧跪拜,施以大礼,然后侧身坐下,这才就袖中抽出王贡的书信来,双手呈递上去。裴熊恰在裴该身边,就充了侍从之任,接过书信,转交给裴该。裴该展开来一目十行,不禁暗惊。
王贡信上把虞喜夸得跟朵花儿似的,说此人虽然醉心于观星,而不喜俗务,却于天下大势,每多真知灼见,就连我也经常要向他请教,受益良多。他希望裴该可以录用虞喜,必能有所补益;但同时也说了,虞喜无宦意,倘若坚决不允,明公可以请他在关中观星为辞,尽量挽留,作为布衣之交。
王贡只是随口一提,并没有重点说明虞喜观星的喜好,及其成就——因为他自己也不懂啊——裴该见了,却不禁略有所思。于是卷上书信,抬起头来,朝虞喜笑笑,问他:“仲宁自青州千里而至长安,为王子赐传书,辛苦了。”
虞喜回答说:“吾好观星,乃望遍行天下,观各处星空之微差,此行虽行千里而所获颇丰,不敢言辛苦二字。”他这是特意说明,我不是为了见你而来的,即便为王贡送信,也属顺手之举,我一门心思都在天象上,实在无益于治国安邦,你可千万别起意录用我——估计王贡信上,就是向你推荐我来着,你可别信。
裴该便问:“子赐信中云,仲宁通经典,曾释《毛诗略》,注《孝经》,更为《志林》三十篇,不知何故而释儒经,转观天象啊?”你是纯粹的爱好呢,还是真打算钻研天文呢?
这一问倒是正搔到了虞喜的痒处,当即回复道:“吾读古志书,知汉初沿用古六历,以冬至起于牵牛初度,后制《太初历》,实测之,则以牵牛西斗宿之间建冬至。于此西移之事,刘子骏(刘歆)含糊其辞,不知其解。吾因此疑惑,乃自观星,求其根源,于今已十有四岁矣。”
——我都抛下儒经十四年之久了,你可千万别把我当颗菜啊!
实话说虞喜的话,裴该根本就有听没有懂,只得假模假式捻捻胡须,若有所思,并且顺口问道:“然而,不知仲宁十四年观星,可得其缘由否?”
虞喜回答说:“为天自为天,而岁自为岁也,冬至一周岁,实较日行一周天为短,是故冬至日才每岁西移——吾乃名之为‘岁差’。”
其实这就是虞喜发现了恒星年和回归年的不同,裴该虽然也明白其间差异,却并未能直接对应上虞喜这番话,他只是突然间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词汇——岁差。你说啥,“岁差”是你发明……不对,发现,这词儿是你生造的?那看起来这位虞仲宁挺有两把刷子的嘛。
想了一想,便即问道:“今世沿用魏之《景初历》,其颁行至今,将近百年矣,而我于关中劝农,却觉四时未必俱准,难道是‘岁差’的原因吗?卿可有计算岁差大小呢?”
虞喜点头道:“吾据《尧典》所记,知其时冬至日短星昴,而今实测,在东壁中,二千七百年间,其退五十余度,乃因此核算,应为五十岁余退一度也。”
什么“日短星昴”,什么“在东壁中”,裴该完全的一头雾水,但他大致听明白了,虞喜是根据古书上对当时冬至日星象的记载,推算出来,“岁差”为五十年退一度,听起来蛮靠谱的。但问题是,先不提《尧典》是不是真是上古的资料,帝尧即有其人,具体生活在哪个年代,就连后世都没能考证出来,则今儒的话完全不可信啊!
数式再对,这参数不靠谱,能够得出哪怕接近正确的答案来么?
干脆先不理会星象了,乃笼而统之地问虞喜:“则卿以为,何者为地,何者为天,日月星辰,俱在何处啊?”你要是跟我说天圆地方,那马上就可以滚蛋了。
虞喜闻言,略略愣了一下,便即回答道:“在我以为,汉张平子(张衡)之‘浑天说’,及秘书郄萌所传‘宣夜说’,近乎于善。盖天高而至于无穷,地深而不可测量,无所谓方圆。至于日月星辰,光耀布列于虚无之中,各自运行,犹如江海之有潮汐。”
裴该笑问道:“按张平子‘浑天说’,云‘天如鸡子,而地如鸡中黄’——既为鸡中黄,自当为卵形,我常有不解,大地如何类卵?卿可能为我解惑么?”
虞喜想了一想,回答说:“按张平子所言,不过譬喻而已,未必是说大地如卵。固然,大地非平,舍山泽不论,即于旷野之上,极目而望,或不能得见远山之根;我籍于会稽,常眺望归航之舟,先见其帆,再见其橹——由此可见,大地实有曲度。唯其是否如卵,是否如张平子所言,空悬于天表之水中,我尚不敢妄言……”
裴该心说可惜啊,你都已经能够接受“浑天说”和“宣夜说”了,却不能更进一步……不过也对,根据王贡所言,此人一直在会稽闭门造车,前此为逃避诸葛恢的征召,才会跑去青州依附王贡,这回到长安来,大概是此生第一次跨越大经度……唯其居于海隅,倒是已经发现大地有弧度了。
想要提示虞喜,大地实际上是个圆球……可是又拿不出什么有力的论据来。沉吟少顷,玩心忽起,心说我干脆给你透露点儿更奥妙的内容吧!
于是便问虞喜:“若如‘浑天说’,及卿所言,日月五星实悬于虚空之中,则其因何而动哪?”
虞喜不禁哑然,心说大司马的思路真是出人意表……从前他也跟朋友讨论过自己的宇宙观——后世名为“安天说”——对方第一反应,就是:日月星辰怎么可能悬在虚空中,而不掉下来呢?本以为裴大司马也会这么问,却不料问起了日月和五星靠什么来运行……这可该怎么回答才好?
于是拱手道:“我不知也,还望大司马教诲。”皮球踢回去,你也不明白吧?
裴该笑笑,再度站起,虞喜也赶紧离席起身。就见裴该走下来,距离三尺之遥,直面虞仲宁,然后就保持这个距离,围着他转了一整圈。虞喜完全搞不懂对方是什么意思——打量人你上下瞧就得了呗,干嘛还想看我屁股……只得拱着手,跟随裴该转身——终究以背朝向贵人,太不恭敬了。
就听裴该说道:“譬如卿为大地,而我为日月,乃绕卿而转。”
虞喜心说明白了,原来你是做动作来打比方——点一点头,躬聆教诲。
裴该突然间笑了起来:“倘若此处并非府中正堂,而空旷无一物,漆黑若星空;我也非自行,而随车马所转,乃不知是我在行啊,是卿在行啊?或者在我看来,其实是卿在绕我而行呢。”
响鼓不用重捶,虞喜闻言,当场就愣住了。
有些人是榆木脑袋,为固见所惑,根本不会去考虑更多的可能性;但虞仲宁不同,他通过长期观察星空,逐渐接受了貌似荒诞不经的“浑天”和“宣夜”两种学说,思路一被打开,自然知道仅靠日常经验难以真正探究天地之理。所以裴该一打比方,他就明白了,物体是相向运动的,完全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研究日月之行嘛。
大司马的意思,是人们都认定了日月五星围绕大地而转,那么能不能反过来想,其实是大地在围绕日月五星而转呢——其它星辰动静不大,暂可不论。这自然是异想天开,但在对于日月五星运行轨道的计算上,换一个相反思路,是不是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数值来啊?两相对照,或许能够发现从前总也算不对的那些公式,究竟疏漏在何处……
愣怔少顷,便即朝裴该深深一揖:“多承大司马教诲,喜受益匪浅,便当告退。”
裴该察言观色,一瞧虞喜抓耳挠腮的毛躁劲儿,就知道他忙着回去重新计算各种天文参数,不禁心说:去算吧,你要真能算准喽,说不定就能提前阐发“日心说”。
但他却并未放虞喜就此离去,而是缓步归坐,虞仲宁没办法,也只得重新坐下。就听裴该开口问道:“王子赐实荐卿于长安,然又云卿无宦意,唯好观星——不知我今日欲征辟仲宁,可肯应命否?”
虞喜心说来了,果然问到这事儿了,赶紧拱手推拒:“正如王子赐所言,喜无宦意,且不治经典久矣,又无理民的经验,倘若滥竽充数,必然有负大司马所托……”
裴该打断他的话,说:“然我今方有一要事,恐怕非仲宁不能任也。”
虞喜闻言一愣,心说还有什么事儿必须要我去做的吗?大司马既然如此礼贤下士,倘若寄望甚殷,我也不便拒人于千里之外,还是先听听是啥事儿再说吧——“吾不敏,且实无才德,不知大司马所言要事是指……”
裴该就说了:“如前所言,今用《景初历》已近百年,据卿所算,则冬至将偏两度,于农时未免有所妨碍。前人制历,不知‘岁差’,今既知之,岂可不因而改订啊?此事舍仲宁,其谁可任呢?”
裴该是想让虞喜修订历法,这话一出口,虞仲宁不禁感觉有些心痒难耐。要知道那时候研究天文,主要目的是制定历法,以指导农业生产,也就是说天文学最主要的应用范畴,是在历法的制定。虞喜既好天文,必然不希望自己最终只拿出一篇没几个人瞧得懂的理论和算式来吧,若能根据自己新的演算——尤其加上“岁差”的影响——修订旧有历法,甚至于制定新的历法,这无疑是很有诱惑力的一件事啊。
终究虞喜虽然没有做官的想法,于俗务并不感兴趣,纯粹是个学者,但既为开蒙就读儒经的士人,这事功之心,也是不可能彻底抹消掉的。
但这事儿太大了,他不敢当场应承下来,只是反问裴该:“关中行台,应无权修历啊,大司马此命,期期以为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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