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大司马之心
裴该想命虞喜修订历法,虞喜却以此事并非行台所可擅为来推拒,对此,裴该笑笑说:“行台自无修历之权,但国家并不禁私人制历啊。倘若卿能修订旧历,甚至于更制新历,于关中指导农时,试之可用,我自然会奏明天子,用卿之历。”顿了一顿,又说:“况且我晋肇基之时,并未明改正朔……”
所谓“正朔”就是“正统”的意思,用以彰显本王朝受命于天,根据儒家的研究——其实是附会——自古以来,改朝换代都要改正朔,换言之,就是重订历法。
据说,夏朝用夏历,建寅——也就是说以一月为正月,作为一年的开端;商朝用殷历,建丑——以十二月作为岁首;周朝用周历,建子——以十一月作为岁首。
其实改朝换代就要改正朔,这估计是战国时代阴阳家和方士的某些理论,被儒家吸纳后所得出的结果,所以第一个正式因此理论而改正朔的,实为秦朝。秦用颛顼历,建亥,即以十月作为岁首,名为端月(避始皇帝政讳)。
西楚项羽没搞过类似花样——或者搞了,但其事未传于世——一直到汉朝统一天下之后,方才根据儒生们所请,明改正朔,重新建寅,也就是仿效夏朝之例。只是高祖刘邦和跟着他打天下的多为粗人,儒生初亦不得重用,更没有合适的天文历法人才,所以仍旧沿用的秦代的颛顼历。
相关理论,儒生们也是逐渐完善的,逮董仲舒终于基本圆满,因此西汉到武帝太初年间,才新制《太初历》,颁行天下。其后的改朝换代,就该王莽登场了,王巨君本身就是大儒,身边儿又有一个学究天人的国师刘歆刘子骏,当然要把这禅让之事彻底做足了。因此王莽代汉后就“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仿效商朝,建丑——至于有没有新制历法,史无所载。
根据董仲舒的说法,古来正朔分黑、白、赤三统,于历则对应建寅、建丑和建子——秦朝建亥,完全是瞎搞,所以才国祚不长。只是不用一月当岁首,怎么着也感觉怪怪的,是以中国自东汉复辟以降,大多数时间还是用的建寅——历代历法,直到今天的农历,也才会被统称为“夏历”。
故此曹魏簒汉后,仍然沿用东汉《四分历》和建寅,未改正朔。
直到魏明帝曹叡登基后,小年轻突然间又想起此事来了,于是在与群臣反复磋商过后,便即放弃《四分历》,正式颁行《景初历》——主要是《四分历》运行一百多年以后,偏差越来越大,已经影响到了农时——并且改用建丑,也即以十一月为正月。
还是那话,不以一月为岁首,实在麻烦,所以没过几年,便又改回了建寅。然而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学者们纷纷起而修改旧说,比如王肃就主张夏、殷、周三代互改正朔,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且夏代以前——包括传说中的炎黄啊、颛顼啊、尧舜啊之类——全是用的建寅。于是倾向于王学的司马家在篡魏以后,就并未更改正朔。
因而裴该今日欲命虞喜制历,随口就说了:“我晋肇基之时,并未明改正朔。”本来不过拿改正朔之说来给自己编造理由罢了,然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虞喜是聪明人,聪明人就难免脑补。在他想来,原来大司马是这个意思……晋朝肇建,未改正朔,所以才跟秦朝似的,多灾多难,还差点儿就断了根儿,可见正朔当改。再往深里琢磨,所谓改正朔乃权宜之计,最正统的还应该建寅云云,这是王肃的主张,而听说大司马在关中重用董景道,比较倾向于郑学……他这是打算通过改正朔来彻底打垮王学吗?
以裴大司马如今的权柄,他一旦站出来说王肃所言不对,咱们就应当改正朔,相信多半朝臣是不会站出来坚决表示反对的——尤其是国家几至倾覆,倘若把这责任推到已死的王肃身上,是他妄揣经典之故,而不是先君失德、群臣无谋,那多简单方便、喜闻乐见啊——则我新制的历法不就能够颁行天下了么?“岁差”之说就不再是我一个人的秘藏,而将成为学者们的通论啊!
想到这里,当即俯首,说:“倘若关中实无可修历法之人,喜愿领受大司马之命。”
裴该终于说服了虞喜,不禁大感欣慰。
其实他倒并不在乎改不改正朔,正月是哪一月,至于是否新制历法,也在两可之间——终究《景初历》用了还不到一百年,偏差尚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估计起码还能再顺利运行个五六十年甚至一百年的——只是好不容易在此世见到一名科学家,又怎么甘心放他野生,而不一把逮住,支持、资助甚至于指引其研究啊?
然而晋朝对于天文历法的研究,职在太史,隶属于九卿之一的太常,关中行台却没有相对应的机构,也不方便新造一个机构来负责修历。于是裴该便命郭璞行文长史裴嶷,打算暂时把虞喜安插在民部之下,给他调拨资金、安排助手,钻研天象和历法。
这纯属一拍脑袋,临时想出来的主意,裴嶷倒是不打磕巴,当即通过了。不过在裴嶷、裴粹,甚至于荀崧等人看来,大司马竟然想要更改历法……则其心不问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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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崧忙着准备猫儿和杨清的婚事,而裴该也于不久后果然下令,以此前悍拒沁水断后之功,晋升杨清为上尉,命其接替陈安,为枢部掾郭默之副。荀崧还觉得不够,乃通过朝中旧吏请尚书制诏,拜杨清为扬威将军。
眼看婚期将届,突然间刘隗跑到长安来了。
刘大连原本计划先去洛阳的,可是再一琢磨,王敦手里捏着司马睿的召兵之令,以及罢免自己和刁协职司的书状,所行堂皇正大,估计这状未必能够告得赢……尤其他过江后先逃去开阳,依附徐州刺史卞壸,卞望之分析过后,也觉得就目前状况而言,这口苦水你只有自家生咽了……
于是刘隗即请卞壸派人护送,把自己一路送到了长安,好来向裴该哭诉。
裴该听说刘隗到了,当即召见,然后也不顾刘大连跪在面前哭天抹泪,他就先斥责道:“大连,汝等行事,太过操切,岂有手无尺兵,而欲夺人僮客之理啊?今日之祸,实属咎由自取!”
刘隗急忙辩解道:“大司马在长安,于江左政事未必熟悉。今豪门日益坐大,丹阳大王政令几乎难出建康王府。且北侨南貉,肆意夺占田土,逼良为奴,建康几无可用之兵,府库亦空可罗雀,实在到了不下猛药,则痼疾难瘳的地步了!
“当此之际,晚一日释僮,则江左之病愈重一分,唯恐将来朝廷底定北疆之后,难以于江南施政,国家名虽全而实两分……是故吾等乃甘冒风险,施此善政,以为朝廷收拢民心,整理田地、户口,安收赋税。倘若今日不为此事,或许将来大司马只有发兵渡江,始可收取江南了!”
裴该听刘大连所言,也有一定道理。江南如何,他原本是不太关注的,只要你们别来扯我后腿就成,等我平定羯贼,一统中原之后,自可腾出手来,处理江南的问题。但如刘隗所言,如人染沉疴,其势日益凶险,就怕熬不到自己这慢郎中赶到府上,便要咽气……难道自己将来只能如其所言,调兵渡江南下,杀得人头滚滚,才能解决问题么?终究都是同胞,又怎么忍心下此狠手哪?
略一沉吟,就听刘隗又说:“刁玄亮确乎操切,乃奏请于六州之内,遍行释僮之政,是我好不容易才将他劝阻住了。原希望先于丹阳国内施此善政,比及一年,可释僮客、奴婢数万之众,于其中选兵,五六千卒须臾可得。
“且丹阳国内,豪族并不多,也就纪(瞻)、薛(兼)等三五家罢了,名望虽尊,武力不盛;其它王、周等南渡侨人于国中所置产业,于其亦不过杯水车薪而已。更加丹阳大王坐镇建康,则于国内释僮,阻力或许不大……
“乃自丹阳始,先释僮而得兵,并增赋税,则于明岁可望推行至吴郡、吴兴国等处。如此徐徐进取,有望成功……谁想政令尚未下于吴兴,而周、沈竟悍然掀起反旗……”
裴该轻轻摇头:“卿等既然杀鸡,则猴岂有不骇之理啊?”顿了一顿,又说:“且我以为,此必王处仲恶卿等执建康之政久矣,乃趁此机会,命沈充煽动周札,为其兵入建康创造机会!”
刘隗垂涕道:“我近日反复筹思,亦已明此……谁能想到王处仲如此狂悖,竟敢出兵要挟丹阳大王!”
裴该苦笑道:“卿等竟不识人间险恶,而仍以为王处仲是茂弘一般温厚之人么?且即王茂弘,卿等既然损其家利益,哪怕只占其产业的十之一二,彼也绝不肯与卿等善罢甘休!卿等误矣,本当敷衍、羁縻王茂弘等,而先下令释南人之僮客,则所受阻力必小,即便周、沈骤起叛心,王处仲未必能为其奥援……”
刘隗无言可对,只是叩首道:“大司马所言是也,我等行事确乎不谨,乃至于连累了丹阳大王,且愧对于大司马所托……唯望大司马惩处王处仲,解丹阳大王之危厄,澄清江南之政。”
裴该摇摇头:“大连,卿亦当知,此非其时也。国家方用兵于北,哪有余暇去膺惩琅琊王氏?且此番王处仲有丹阳王调兵之令,堂皇正大,即便朝廷也无从责难……”眼瞧刘隗眼泪鼻涕一大把,怪可怜的,便又婉言劝慰道:“不过,卿且放心,只待平灭羯贼,朝廷自会梳理江南之政,异日必为卿与刁玄亮平反。”
刘隗连声道谢。裴该就问了:“则卿今后,有何打算哪?”
刘隗道:“本欲前往洛阳,向朝廷申诉,但正如大司马所言,非其时也。我只能暂且栖身长安,留此残身,以待将来为刁玄亮复仇……还望大司马垂怜、收录。”
其实裴该原本对刘隗并没有太好的印象,因为在历史上,司马睿父子本有振作之志,惜乎识人不明,先用刁、刘,后用庾亮,两次想搞中央集权都失败了,导致东晋就此彻底沦落为主弱臣强、世家用政的局面,直到刘寄奴跳出来杀得人头滚滚……他此前支持刘隗,其实主要目的是为了削弱琅琊王氏的权柄,最好江左政权两派内斗不休,那就不会再来掣肘自己于北方行事了。
所以对于刘隗,纯是利用。但今日听对方所言,倒还并非刁协那般志大才疏,却又刚愎躁进之徒,胸中颇有丘壑。实话说这次失败,纯粹是被刁协扯了后腿,再加上王氏实力甚雄,凭几个书生之力,确实难以撼动啊。
既然如此,则刘隗貌似还算有用——起码有过执政地方的经验,比自己从关西新召上来一些无名士人要强得多了。于是好言抚慰,即将刘隗留在身边,并且尝试如裴嶷所言,创建类似门下省一般的行台机构。
当然啦,其名既不能叫门下,其署也不能叫台或者省。按照旧例,诸公及开府位从公且加兵者,其幕下置长史一人、司马一人,从事中郎二人,主簿、记事督各一人……乃以主簿方门下侍郎,以记事督方秘书监,但使两者合并办公,后者主政令的草拟、宣出,前者则主上下政、奏的审核。
此乃后话,暂且不提,且说裴该在收录刘隗之时,还安慰他说:“王处仲自以为朝廷无暇南顾,彼乃可肆意妄为,我却绝不能如其所愿……”
因为在得知事变之初,裴该便讽洛阳朝廷,下诏建康,给这件事定了性,说周、沈谋叛,罪不可赦,要王敦务必将周札、沈充明正典刑,传首洛阳。
诏命下到建康的时候,事变已经基本上结束了。王敦既入建康,除去了刁、刘,便命钱凤前往叛军之中,宽赦周、沈,命其退兵。本来事情可以完美收尾,孰料朝廷竟要周札、沈充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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