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大司马之心

　　裴该想命虞喜修订历法，虞喜却以此事并非行台所可擅为来推拒，对此，裴该笑笑说：“行台自无修历之权，但国家并不禁私人制历啊。倘若卿能修订旧历，甚至于更制新历，于关中指导农时，试之可用，我自然会奏明天子，用卿之历。”顿了一顿，又说：“况且我晋肇基之时，并未明改正朔……”

　　所谓“正朔”就是“正统”的意思，用以彰显本王朝受命于天，根据儒家的研究——其实是附会——自古以来，改朝换代都要改正朔，换言之，就是重订历法。

　　据说，夏朝用夏历，建寅——也就是说以一月为正月，作为一年的开端；商朝用殷历，建丑——以十二月作为岁首；周朝用周历，建子——以十一月作为岁首。

　　其实改朝换代就要改正朔，这估计是战国时代阴阳家和方士的某些理论，被儒家吸纳后所得出的结果，所以第一个正式因此理论而改正朔的，实为秦朝。秦用颛顼历，建亥，即以十月作为岁首，名为端月（避始皇帝政讳）。

　　西楚项羽没搞过类似花样——或者搞了，但其事未传于世——一直到汉朝统一天下之后，方才根据儒生们所请，明改正朔，重新建寅，也就是仿效夏朝之例。只是高祖刘邦和跟着他打天下的多为粗人，儒生初亦不得重用，更没有合适的天文历法人才，所以仍旧沿用的秦代的颛顼历。

　　相关理论，儒生们也是逐渐完善的，逮董仲舒终于基本圆满，因此西汉到武帝太初年间，才新制《太初历》，颁行天下。其后的改朝换代，就该王莽登场了，王巨君本身就是大儒，身边儿又有一个学究天人的国师刘歆刘子骏，当然要把这禅让之事彻底做足了。因此王莽代汉后就“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仿效商朝，建丑——至于有没有新制历法，史无所载。

　　根据董仲舒的说法，古来正朔分黑、白、赤三统，于历则对应建寅、建丑和建子——秦朝建亥，完全是瞎搞，所以才国祚不长。只是不用一月当岁首，怎么着也感觉怪怪的，是以中国自东汉复辟以降，大多数时间还是用的建寅——历代历法，直到今天的农历，也才会被统称为“夏历”。

　　故此曹魏簒汉后，仍然沿用东汉《四分历》和建寅，未改正朔。

　　直到魏明帝曹叡登基后，小年轻突然间又想起此事来了，于是在与群臣反复磋商过后，便即放弃《四分历》，正式颁行《景初历》——主要是《四分历》运行一百多年以后，偏差越来越大，已经影响到了农时——并且改用建丑，也即以十一月为正月。

　　还是那话，不以一月为岁首，实在麻烦，所以没过几年，便又改回了建寅。然而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学者们纷纷起而修改旧说，比如王肃就主张夏、殷、周三代互改正朔，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且夏代以前——包括传说中的炎黄啊、颛顼啊、尧舜啊之类——全是用的建寅。于是倾向于王学的司马家在篡魏以后，就并未更改正朔。

　　因而裴该今日欲命虞喜制历，随口就说了：“我晋肇基之时，并未明改正朔。”本来不过拿改正朔之说来给自己编造理由罢了，然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虞喜是聪明人，聪明人就难免脑补。在他想来，原来大司马是这个意思……晋朝肇建，未改正朔，所以才跟秦朝似的，多灾多难，还差点儿就断了根儿，可见正朔当改。再往深里琢磨，所谓改正朔乃权宜之计，最正统的还应该建寅云云，这是王肃的主张，而听说大司马在关中重用董景道，比较倾向于郑学……他这是打算通过改正朔来彻底打垮王学吗？

　　以裴大司马如今的权柄，他一旦站出来说王肃所言不对，咱们就应当改正朔，相信多半朝臣是不会站出来坚决表示反对的——尤其是国家几至倾覆，倘若把这责任推到已死的王肃身上，是他妄揣经典之故，而不是先君失德、群臣无谋，那多简单方便、喜闻乐见啊——则我新制的历法不就能够颁行天下了么？“岁差”之说就不再是我一个人的秘藏，而将成为学者们的通论啊！

　　想到这里，当即俯首，说：“倘若关中实无可修历法之人，喜愿领受大司马之命。”

　　裴该终于说服了虞喜，不禁大感欣慰。

　　其实他倒并不在乎改不改正朔，正月是哪一月，至于是否新制历法，也在两可之间——终究《景初历》用了还不到一百年，偏差尚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估计起码还能再顺利运行个五六十年甚至一百年的——只是好不容易在此世见到一名科学家，又怎么甘心放他野生，而不一把逮住，支持、资助甚至于指引其研究啊？

　　然而晋朝对于天文历法的研究，职在太史，隶属于九卿之一的太常，关中行台却没有相对应的机构，也不方便新造一个机构来负责修历。于是裴该便命郭璞行文长史裴嶷，打算暂时把虞喜安插在民部之下，给他调拨资金、安排助手，钻研天象和历法。

　　这纯属一拍脑袋，临时想出来的主意，裴嶷倒是不打磕巴，当即通过了。不过在裴嶷、裴粹，甚至于荀崧等人看来，大司马竟然想要更改历法……则其心不问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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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崧忙着准备猫儿和杨清的婚事，而裴该也于不久后果然下令，以此前悍拒沁水断后之功，晋升杨清为上尉，命其接替陈安，为枢部掾郭默之副。荀崧还觉得不够，乃通过朝中旧吏请尚书制诏，拜杨清为扬威将军。

　　眼看婚期将届，突然间刘隗跑到长安来了。

　　刘大连原本计划先去洛阳的，可是再一琢磨，王敦手里捏着司马睿的召兵之令，以及罢免自己和刁协职司的书状，所行堂皇正大，估计这状未必能够告得赢……尤其他过江后先逃去开阳，依附徐州刺史卞壸，卞望之分析过后，也觉得就目前状况而言，这口苦水你只有自家生咽了……

　　于是刘隗即请卞壸派人护送，把自己一路送到了长安，好来向裴该哭诉。

　　裴该听说刘隗到了，当即召见，然后也不顾刘大连跪在面前哭天抹泪，他就先斥责道：“大连，汝等行事，太过操切，岂有手无尺兵，而欲夺人僮客之理啊？今日之祸，实属咎由自取！”

　　刘隗急忙辩解道：“大司马在长安，于江左政事未必熟悉。今豪门日益坐大，丹阳大王政令几乎难出建康王府。且北侨南貉，肆意夺占田土，逼良为奴，建康几无可用之兵，府库亦空可罗雀，实在到了不下猛药，则痼疾难瘳的地步了！

　　“当此之际，晚一日释僮，则江左之病愈重一分，唯恐将来朝廷底定北疆之后，难以于江南施政，国家名虽全而实两分……是故吾等乃甘冒风险，施此善政，以为朝廷收拢民心，整理田地、户口，安收赋税。倘若今日不为此事，或许将来大司马只有发兵渡江，始可收取江南了！”

　　裴该听刘大连所言，也有一定道理。江南如何，他原本是不太关注的，只要你们别来扯我后腿就成，等我平定羯贼，一统中原之后，自可腾出手来，处理江南的问题。但如刘隗所言，如人染沉疴，其势日益凶险，就怕熬不到自己这慢郎中赶到府上，便要咽气……难道自己将来只能如其所言，调兵渡江南下，杀得人头滚滚，才能解决问题么？终究都是同胞，又怎么忍心下此狠手哪？

　　略一沉吟，就听刘隗又说：“刁玄亮确乎操切，乃奏请于六州之内，遍行释僮之政，是我好不容易才将他劝阻住了。原希望先于丹阳国内施此善政，比及一年，可释僮客、奴婢数万之众，于其中选兵，五六千卒须臾可得。

　　“且丹阳国内，豪族并不多，也就纪（瞻）、薛（兼）等三五家罢了，名望虽尊，武力不盛；其它王、周等南渡侨人于国中所置产业，于其亦不过杯水车薪而已。更加丹阳大王坐镇建康，则于国内释僮，阻力或许不大……

　　“乃自丹阳始，先释僮而得兵，并增赋税，则于明岁可望推行至吴郡、吴兴国等处。如此徐徐进取，有望成功……谁想政令尚未下于吴兴，而周、沈竟悍然掀起反旗……”

　　裴该轻轻摇头：“卿等既然杀鸡，则猴岂有不骇之理啊？”顿了一顿，又说：“且我以为，此必王处仲恶卿等执建康之政久矣，乃趁此机会，命沈充煽动周札，为其兵入建康创造机会！”

　　刘隗垂涕道：“我近日反复筹思，亦已明此……谁能想到王处仲如此狂悖，竟敢出兵要挟丹阳大王！”

　　裴该苦笑道：“卿等竟不识人间险恶，而仍以为王处仲是茂弘一般温厚之人么？且即王茂弘，卿等既然损其家利益，哪怕只占其产业的十之一二，彼也绝不肯与卿等善罢甘休！卿等误矣，本当敷衍、羁縻王茂弘等，而先下令释南人之僮客，则所受阻力必小，即便周、沈骤起叛心，王处仲未必能为其奥援……”

　　刘隗无言可对，只是叩首道：“大司马所言是也，我等行事确乎不谨，乃至于连累了丹阳大王，且愧对于大司马所托……唯望大司马惩处王处仲，解丹阳大王之危厄，澄清江南之政。”

　　裴该摇摇头：“大连，卿亦当知，此非其时也。国家方用兵于北，哪有余暇去膺惩琅琊王氏？且此番王处仲有丹阳王调兵之令，堂皇正大，即便朝廷也无从责难……”眼瞧刘隗眼泪鼻涕一大把，怪可怜的，便又婉言劝慰道：“不过，卿且放心，只待平灭羯贼，朝廷自会梳理江南之政，异日必为卿与刁玄亮平反。”

　　刘隗连声道谢。裴该就问了：“则卿今后，有何打算哪？”

　　刘隗道：“本欲前往洛阳，向朝廷申诉，但正如大司马所言，非其时也。我只能暂且栖身长安，留此残身，以待将来为刁玄亮复仇……还望大司马垂怜、收录。”

　　其实裴该原本对刘隗并没有太好的印象，因为在历史上，司马睿父子本有振作之志，惜乎识人不明，先用刁、刘，后用庾亮，两次想搞中央集权都失败了，导致东晋就此彻底沦落为主弱臣强、世家用政的局面，直到刘寄奴跳出来杀得人头滚滚……他此前支持刘隗，其实主要目的是为了削弱琅琊王氏的权柄，最好江左政权两派内斗不休，那就不会再来掣肘自己于北方行事了。

　　所以对于刘隗，纯是利用。但今日听对方所言，倒还并非刁协那般志大才疏，却又刚愎躁进之徒，胸中颇有丘壑。实话说这次失败，纯粹是被刁协扯了后腿，再加上王氏实力甚雄，凭几个书生之力，确实难以撼动啊。

　　既然如此，则刘隗貌似还算有用——起码有过执政地方的经验，比自己从关西新召上来一些无名士人要强得多了。于是好言抚慰，即将刘隗留在身边，并且尝试如裴嶷所言，创建类似门下省一般的行台机构。

　　当然啦，其名既不能叫门下，其署也不能叫台或者省。按照旧例，诸公及开府位从公且加兵者，其幕下置长史一人、司马一人，从事中郎二人，主簿、记事督各一人……乃以主簿方门下侍郎，以记事督方秘书监，但使两者合并办公，后者主政令的草拟、宣出，前者则主上下政、奏的审核。

　　此乃后话，暂且不提，且说裴该在收录刘隗之时，还安慰他说：“王处仲自以为朝廷无暇南顾，彼乃可肆意妄为，我却绝不能如其所愿……”

　　因为在得知事变之初，裴该便讽洛阳朝廷，下诏建康，给这件事定了性，说周、沈谋叛，罪不可赦，要王敦务必将周札、沈充明正典刑，传首洛阳。

　　诏命下到建康的时候，事变已经基本上结束了。王敦既入建康，除去了刁、刘，便命钱凤前往叛军之中，宽赦周、沈，命其退兵。本来事情可以完美收尾，孰料朝廷竟要周札、沈充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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