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对峙

　　陶侃北御刘虎，乃使后军佐刘夜堂留守大荔，刘夜堂在郃阳、夏阳二城各置半营，以护守渡口——郃阳是右副督董彪，夏阳是左副督周晋。

　　去岁胡汉境内大蝗，刘粲不敢妄动，被迫蛰伏着舔舐伤口，据报今岁很可能是个平年，那么在搜集了一定的粮秣、物资之后，他很可能在秋冬之际渡河来攻，对此，周晋自然是有所认知的——而且陶侃事先也打过招呼了啊。只是就总体实力而言，如今关中之比胡汉，不足其半，就军力而言，却超过了胡汉的六成（都暂不考虑徐方），则刘粲必不肯分军于河上各段齐渡，即便分军，主力亦当甚为分明，唯一路是正，余皆骚扰罢了。那么，他究竟会从哪儿来呢？

　　周晋就这个问题，自己也闷着头仔细琢磨过，最终得出的结论：自己这儿最为凶险！

　　刘粲若自蒲坂涉渡，必然直面刘夜堂的留守主力，除非能以雷霆万钧之势一举踏平大荔，否则若等长安等处的援军到来，必致铩羽而归。那么刘粲有能力在短时间内攻克大荔吗？在周晋想来，刘曜尚且不成，况乎刘粲？

　　终究他在河南是跟刘粲见过仗的——虽说当时刘粲主要对阵的是兖、豫的祖军——隐约觉得此獠用兵之能，比起刘曜来还要略略逊色一筹。年纪轻嘛，过于操切了，兵行时欠缺圆融之态。

　　而若刘粲从郃阳涉渡，就会面对来自北、中、南三个方向的晋军夹击，实在也非上策。

　　所以最大的可能性，刘粲会从夏阳西渡，妄图先切断夏阳与冯翊腹心之地的联络，再攻夏阳，以图在河西立稳脚跟。

　　可惜猜测终究是猜测，不可能完全依照猜测来决定军事部署。倘若认定了夏阳，刘夜堂将主力来合，刘粲却最终自他处涉渡，不正好批亢捣虚，直入晋土吗？则大荔乃至冯翊一郡皆危矣！同时周晋也不可能把麾下两千多人全都屯去渡口附近，一则军士无城可依，却长期驻在野外，士气会受到影响，物资转运、屯积也不方便，二则若正在与胡军激战之际，却被敌方一支偏师偷袭了夏阳，那时候就欲哭无泪了。

　　故此周晋还是屯驻在夏阳城中，同时严密地关注着渡口的情状。倘有胡军来渡，渡口坞堡燃起烽火，周晋及时点兵出城，十里路程，瞬息即至，完全来得及把胡军给堵在渡口阵地上。再者说了，河东还有包括薛家在内的不少内应在，更应该提前把消息传递到夏阳来吧。

　　终究胡军大规模调动，是很难瞒得住人的，在周晋想来，倘若薛涛不能预先探得讯息，在刘粲封锁渡口前把信送出来，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性——此獠假意归顺，其实附胡久矣！

　　他当然不可能想到，刘粲竟敢率少量部曲精锐先至汾阴，封锁渡口，同时亲自跑去挟持了薛涛；他更不可能想到，薛涛被逼无奈之下，竟率敢死士先渡，急袭渡口坞堡……

　　所以等周晋得报，渡口有烽火燃起，急匆匆率兵来救的时候，才刚走半道儿上，迎面就撞见了败兵，禀报说胡势甚大，无数舟船穿波逐浪，一时俱西……周晋心急如焚，亲率部曲百余骑驰向渡口，而等他到的时候，河岸上已经乌压压的全都是胡军旗帜了。

　　此时最北面的堡垒尚且未陷，不足百人的守兵遭到近千胡军围攻，尤其南面坞堡中还有胡军引弓射来，从侧面对守兵造成强大的心理压力，亦已岌岌可危。周晋拨马拧枪，率部直冲过去——平原之上，骑兵称雄，而胡兵才刚登岸，多数还没有马匹，竟被周晋一轮急冲，手杀二将，当即驱散。

　　跟着薛涛登岸的第一批胡军勇健，真正千里挑一，不仅仅个人斗战技能强悍，而且多能乘舟，故此才上岸便能挺械赶杀渡口晋兵——这一拨，都已经死得七七八八了。第二批登岸的也是精锐，有数千人，但大多数并不习惯河上风浪，下船的时候腿脚都是软的，甚至有些在船上就已经吐得苦胆都快破了，战斗力跌到了谷底，因此才能被周晋急冲而散。

　　然而只剩下了一座堡垒，即便周晋带来这百余骑兵都不容易全塞进去，几乎无所凭依。他再抬头一瞧，河面上仍有无数舟船乘风破浪而来，且有不少逆向而行的很明显是空船，欲往东岸去再接胡军。周晋心说完蛋，此非佯攻，也非骚扰，果然我夏阳乃是胡军主攻方向！瞧这架势，打算从夏阳涉渡的可能不下三四万人，即便渡口堡垒不失，再加我带出城的两千人，也根本无力遏阻——顶多就是多扛几天，以期援军尽早抵达罢了。

　　而如今堡垒多失，止余一座，我后面的步卒却还没能赶到，胡军倒是不停歇地还在陆续登岸，再无胜理……即便我继续呆在这儿，也于事无补啊！

　　他心中猛然一动，当即扭过头去，将目光投向不远处的第三座堡垒。只见堡上一将，无盔而头戴小冠，身披软甲，浑身是血，手里还提着血淋淋的长刀——不是薛涛又是哪个？！

　　想当年薛涛秘密渡来冯翊，经过陶侃的介绍，南下长安去谒裴该，周晋也曾经跟他见过一面。当下二人四目相交，薛涛不禁苦笑，急忙倒提长刀，朝着周晋略略一揖；周晋勃然大怒，当即按下长矛，抽出弓来，搭上一支重箭，瞄准了薛涛就是狠狠一箭射去。薛涛急忙将身一侧，以反手刀相格，将来箭斩作两段，随即抱头下堡去了。

　　周晋咬牙切齿地关照部曲：“记清此人相貌，异日阵前，有能取其首级的，我亲自上报大都督，加勋十转！”随即救出堡中残兵——有几个重伤难行的，也只得黯然放弃——率部缓缓而退。

　　胡军才登岸，尚未整列，组织不完，眼见最后一堡也可夺下，纷纷操刀冲入，却不敢贸然去追周晋。

　　周晋之用兵，受刘夜堂影响很深，临阵虽勇，调度却极谨慎。倘若是甄随在此，估计二话不说，先把岸上胡军杀个对穿，然后召唤步卒前来，反复骚扰，不使彼等顺利列阵，以延缓大军登岸的时间。周晋可没这种胆量，更缺乏乱战的指挥力，只能勒束兵马，暂退夏阳。

　　其实虽然袭得六堡，初登岸的胡军勇气一泄，正是最虚弱的时候。要知道刘粲为了急渡黄河，杀晋人一个措手不及，渡河的准备做得并不够充分，船只缺乏统一号令，再为风浪所激，时常乱作一团，甚至好几条船撞在一处，竟致倾覆，船中胡兵泰半沉底——数日后，于郃阳乃至蒲津渡口，就能见到不少的浮尸。

　　故此若周晋不顾伤亡，挥师猛攻，是大有机会将这才登岸的数千胡军杀败的。当然啦，他很难遏阻后续胡军来渡，并且其后是不是再有兵力守备夏阳，也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且说周晋退归夏阳，当即就城中点集青壮，上城护守——至于城守器械、物资，倒是早就齐备了。可是一等就是一整天，也不见胡军临城……因为这次刘粲发屠各、匈奴主力前来，并挟裹了不少的氐羌乃至晋人，总兵力达到七万余，不可能一日间都能得渡。而且为了重整队列，再让晕船的士卒好好休歇，又耽搁了他不少时间。

　　这或许是刘粲涉渡前所没有想到的吧……也或许他想到了，但无可奈何，若求急渡，就必须要冒这种风险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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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侃原计划率军前往郃阳，再增添夏阳之守，但他才走到半道儿上，就听说了刘粲西渡的消息，不禁捻须叹道：“本以彼来迟，不想来急……”匆匆率部进入郃阳城，与董彪会师。董彪所部两千余人乃是生力，当即出城北上，去探夏阳渡的消息，并尝试与胡军交战。

　　郃阳距离夏阳也不甚远，六七十里地，军行翌日，就遭遇到了胡军南下的前锋。董彪见敌不甚多，当即邀战，谁想对方却扎营不动，只以弓箭阻遏晋军。董彪登高一望，只见后面陆陆续续还有大股胡军开来，不敢孟浪，缓缓后退。

　　他一退，胡军便启程来追，他一停，胡军也止。董彪后退十里后不动了，假意邀战，其实深沟高垒，作守备之势。很快，陶侃率部也来相合，而对面的胡军旌旗也越来越多，双方各自连营数里，遥相对峙。

　　冯翊郡南方直接渭水河谷，基本为平原地形，北方则地势略高，抑且沟壑纵横，大军难行。两者之间，仿佛有一把锋利的锥子，沿着黄河西岸，从平原直插向山地，夏阳位于锥子的中部，而如今晋、胡两军对峙之处，则在锥柄。也就是说，董彪至此而不退，陶侃亦于此处扎营，右河左山，就是要封堵胡军深入南部平原的通路。

　　陶侃所部后军六营，半营在夏阳、半营守郃阳，还有一营留守大荔，加上尚有不少士卒还在长安附近整训，并未归队，此刻手下不过一万余众而已。根据探马来报，胡军渡来的总数，起码超过己方三倍，则若放敌进入平原开阔地带，众寡悬殊，恐怕难敌啊。还不如利用地形狭窄，刘粲难以排布大军的机会，先死死堵住，再向长安求援。

　　且说刘粲登岸后，急整部众，然后才遣其弟大将军刘骥率冠威将军卜抽、武牙将军李景年等三军万余众北取夏阳，自率主力六万，汹涌南下，正好就被陶侃给当面堵住。这倒也在意料之中，刘粲下令道：“晋人急来，使我不得下平，倘若迁延日久，逮裴该率大军来合，破之不易。要在裴该来前，先摧破当面之敌，然后便可践躏关中！”

　　遂问左右：“谁敢先发？”

　　左车骑将军乔泰出列请令，说：“今地势虽狭，终是平原，南人多步，而我多骑，杂沓冲之，焉有不胜之理啊？末将愿往！”

　　旁边安西将军刘雅和荡晋将军呼延实都是跟裴军见过仗的，好心奉劝道：“陶侃为晋之名将，所部亦甚精勇，队列既整，骑恐无用——将军慎勿大意啊。”

　　骑兵战斗力普遍比步兵为高，但这是建立在机动性基础上的——除非具装甲骑——如今地形狭窄，东西不过六七里地，基本上战马一加速，就能从这头瞬间冲到那头，南军步阵可以封得严严实实的，实在不是那么容易打啊。

　　乔泰撇嘴道：“卿等何必长敌军志气？陶侃我所素知也，江南蛮夷，惯于山林沼泽间为战，今在平原，措置难当，必有疏忽之处，可以乘之。况且地形虽狭，晋寇也寡，塞道而阵，阵必不厚，稍加调动，即可觑其薄弱处施以雷霆一击！”

　　他所言倒是也有道理，刘粲不禁点头，于是下令各军严守营垒，好生歇息，明日一早，便由乔泰率军先与晋人交锋。吩咐既毕，便命散帐，然后刘粲领着参军王琰、田崧等人，策马登上西侧的山岭，来看地势。

　　王琰指着西南方向对乔泰说：“此处丘陵亦不甚高，且顶部平坦，并非无可逾度。可命一支精兵隐秘从此蜿蜒指向西南，入平以骚扰敌后……”

　　刘粲点点头，说：“似亦可行……当先命哨探勘测通路。”突然间一回头，只见东北方向丘陵之后，隐约露出一角屋檐来，不禁疑惑地问道：“这山上也有人家么？”

　　田崧本是晋人，当即手搭凉篷遥遥一望，揣测道：“得非太史公之墓祠否？”

　　刘粲闻言，双睛一亮：“原来司马迁葬在此处么？”

　　田崧说是——“太史公正是夏阳人氏，死后埋骨乡梓。臣之所以知道，乃因为永嘉……不，河瑞二年，晋主诏命为太史公建祠……”

　　——他所说的“河瑞二年”，就是刘渊死的那一年，七月刘聪继位，改元光兴，在晋则是怀帝永嘉四年。

　　刘粲不禁笑道：“司马炽困穷于洛阳之时，竟然还有闲心为史迁造祠。”一带马缰，说走，咱们瞧瞧去，究竟是不是司马迁的祠堂——倘若确实是，敬他是一代文宗，治史大家，我理应去上柱香，祭奠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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