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谈笑风生

　　“15年内实现，很保守吗？信用体系这种东西要想从根子上颠覆其架构，可不是解决了技术瓶颈就行的，还有社会瓶颈。

　　如果用一个‘有全社会公信力的综合信用分’，来评判一个人的品德、社会信用，显然会触动多方的利益关系。那些目前以卡线、考证作为人参奋斗目标，并且把自己培养成那种形态人才的人，难道不会跳出来反对么？

　　至少那些高考、考证、职称考试刚刚卡线过的人，是肯定不希望看到那些考试分数比他们只低两三分、但实操技能又比他们强那么一点点的人，因为新的综合评估体系出现，而踩到他们头上去的。

　　看看温首相案头那些‘减少执业资格考试’的简政提案放了多少年，就不会觉得这个问题有什么可奇怪的了——而且我估计，那些提案还会再放七八年，估计到下一任首相上来才会分批落地吧。”

　　冯见雄高屋建瓴地勾勒了一番远景，虽然看上去措辞有些假大空，但又处处透着以古鉴今的睿智。

　　“咳……听起来，倒也不无道理。那为什么具体是十五年呢？”魏哲谨慎地追问着。因为这个问题不是他自己本心想问的，所以追问的时候也有些使不上劲儿。

　　冯见雄很有把握地说：“十五年说的是在国内，国际上还不够呢——在民主的国家，至少要等一代人的时间，也就是20多年。另外，卫总，我怎么觉得这串问题的风格，不像是你和蔡总问出来的。”

　　魏哲和蔡重信对视一眼，又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马风，微微的尴尬神色一闪而逝。

　　马风也是个大气之人，见状也不再藏着掖着，亲自开口：“看来冯先生对我很了解呐。”

　　电话会议器另一边的冯见雄，也爽朗而又清淡地笑了笑：“谈不上，只是突然觉得提问风格从技术角度转向社会角度了。”

　　“你们散了吧，这小子有点意思，我跟他聊聊。”马风轻声吩咐，一边一挥手，就把那些技术男打发了，只留下三大高管，

　　“冯先生才20吧？那我就叫你小冯了。刚才听你的意思，觉得这套信用大数据体系，在国内似乎还会发展地比美国还快？这番观点我倒是闻所未闻。那你倒是说说，你觉得人工智能领域还有哪些细分方向，未来国内有机会对美国弯道超车的。只要说得有道理。我们阿狸巴巴可以给你留个战略咨询的位置。”

　　冯见雄朴实无华地分析：“谢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太空泛了，未来人工智能的大部分领域，我们都可以对美国人弯道超车吧，欧洲人就更不足为虑了。”

　　“这么自信？不会是说大话吧？”魏哲和蔡重信纷纷如此揣摩，虽然刚才冯见雄已经多次用老成持重的分析打消过他们这种念头了。但无奈冯见雄又一次又一次用看上去吹得更大的牛逼，把刚刚刷新出来的尺度又一次撑满。

　　“说话要有根据。”马风提醒了一句。

　　“很简单，两方面根据。首先，国内的人口众多，网络行为产生的大数据更加丰富——当然了，我并不是简单地认为数据的量大，对算法的‘喂养进化’效果就越好。

　　我之所以说国内的数据更丰富，另一层面是因为国内的隐私保护立法比欧美更加薄弱，加上国人喜欢贪小便宜用免费软件，所以往往为了盗版也就相对不怎么在乎软件商搜集他们的信息。因此久而久之国内智能巨头在这个领域肯定是比法制健全的美国同行更有优势的。

　　其次，人工智能的每一步发展，说到底是要解放人类的生产力的——换个残酷点的词汇，那就是要消灭一部分旧的人类工作岗位的。

　　当初蒸汽机革命用了七八十年才在英、法彻底普及，电气革命在德、美用了三四十年——英法难道不知道电气革命的重要性么？不是，只是它们的蒸汽革命时代发展得太完美了，所以下一次革命来的时候就被既得利益束缚住了，不愿意舍弃自己的优势项目。

　　同样，后来的计算机革命、信息革命，哪一次不是至少用了一代人的时间，才普及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扫平阻挠。之所以人类进步的这么慢，并不是科技研发的速度跟不上，而是社会转型的阵痛跟不上。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落后者，总想求存挣扎一下。

　　而且，从资本主义开始，西方世界放出了一头怪兽，那就是民主。当初之所以放出来，无非是民族国家、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形态需要民主，需要解放生产力，所以资本家赐给了屌丝民主。

　　可是现在呢？智能革命一旦到来，虽然不敢说地球上70亿人会淘汰掉65亿，但是至少目前活着的这70亿会淘汰掉65亿。这时候，一旦屌丝们手里有选票，他们就能阻挠人类进步。

　　如果米国出现经济危机，或许他们能够忍第一个八年，让那些喊着变革口号的、本身人生经历看起来很‘美国梦’的新总统整顿一下。但是一旦他们发现不管怎么折腾，‘小白高’都找不到工作，那他们就会民粹到反全球化，反资本注意和技术主义的全球布局，变回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去。这，就是华夏在智能革命时代一举对欧美弯道超车的契机。”

　　唐纳王，大美亡。（当然，美国人民没有亡。）

　　“嘶——”魏哲这种道貌岸然的家伙，顿时听得倒抽了一口凉气。这家伙冠冕堂皇的场合呆多了，而且原先的老板是典型的欧式民权思维，自然是非常不适宜冯见雄这种赤裸裸的血腥言论。

　　倒是蔡重信跟资本打交道了几十年，抵抗力比较强，而马风则是神经比较粗，所以对不和谐的适应性还是挺给力的。

　　“Joe，这种话合适么？”魏哲压低声音问身边的蔡重信，语气中的不齿却是掩饰不住。

　　蔡重信微微一笑，内心免不了吐槽一下魏哲的图样、拿衣服：

　　“想想还是有道理的吧。我就记得，前几年，看新闻看到组数据，说国内的非文盲率，当时是97%点几。今年机缘巧合又关心了一下这个数据，才涨了百分之零点三、四的样子，勉强到98%——

　　一开始我觉得奇怪，以我们国家这么大的教育投入，怎么扫盲还是这么慢？如今都什么时代了，怎么还会有文盲？后来就想明白了，非文盲率这玩意儿，光靠钱是解决不掉的，还要靠时间——花再多的钱，那些七老八十的老文盲也不会马上死掉，也教不了。

　　要从98%提升到100%，关键是等。再过二十年，三十年，老文盲都老死了，非文盲率当然100%了。冯见雄刚才这番道理，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魏哲愕然。

　　马风却是饶有兴致，眼神一亮。

　　“有点儿意思，虽然越谈越务虚了，不过我喜欢。”马风兴致盎然地对着电话会议器大声问，“小冯，听你的意思，你这人倒是个反民主的？你觉得民主并不是人类奋斗的目标么？只是一个阶段？你刚才好想用了‘赐给’这种词，好像狂了一点。”

　　“那我们换个词好了——‘争取’，但我觉得本质是一样的，赐给也好，争取也好，本质上是双方博弈到了一个对价的平衡点。马总英语应该不错吧，应该听得懂，我说的‘对价’，是consideration。”

　　魏哲和蔡重信当然英文水平也不错，也知道consideration这个词，只是没有做英语老师出身、又毕生淫浸装逼之道的马风那么敏感。

　　冯见雄这个词一抛出去，顿时让马风激起了几分三观知己之感。

　　Consideration，在直译的时候，往往被翻译为“考虑”（名词性的）。

　　在大陆法系的合同法概念中，遇到这个词，往往喜欢翻译为“合意”——也就是描述在合同达成过程中，双方互相妥协、Compromise，你让一点，我让一点，最终形成一致。

　　但是，在英美法系的合同法概念中，Consideration就被翻译为“对价”。

　　细节的法理学差异，暂时不必说那么多，只强调“合意”和“对价”的主要区别——那就是英美法系的“对价”，更强调“等价交换”属性，而非“相互凑合、妥协”。

　　换言之，在英美法里，Consideration就是Consideration，Compromise就是Compromise。

　　生意双方如果觉得对方开价高了，他们相对而言不该寻求讨价还价，而是更应该选择换一个识货的、让货/价相等的新客户去成交。

　　民主，当然是工人们抛头颅洒热血罢G罢出来的。

　　但，显然也是他们“抵抗所造成的麻烦和合作所带来的利***间的差额，满足了资本家的诉求，才有可能达成的。

　　如果没有对价，工人死一个亿，也换不来资本家赐予民主。

　　“所以，民主的产生，只是因为资本家需要社会化大生产的协调，只是科技把社会分工推动到了这个阶段，才产生的。是因为在资本面前，这几十亿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有价值的，资本才赐给他们民主。

　　但是未来呢，智能革命时代，至少目前地球上活着的70亿人里，有65亿的主观能动性是没有价值的，他们的技能可以被机器彻底消灭。

　　哪个国家更把这些跟不上时代的弱智当人看，让他们有选票来阻挠科技进步。那么，资本、科技和精英，就会流向其他更加不把弱智当人看的国家。在美国，下岗工人可以阻挠科技进步，在国内，下岗工人无力阻挠科技进步，那么科技大佬当然会来拥抱华夏！这就是华夏文明再次崛起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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